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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環攜家帶口到達武漢後,住進湖北省人民銀行招待所。

因為天氣炎熱,兩個孩子周身密密麻麻地長滿了痱子,頭上、頸項、肩臂,到處都是抓痕,母親也感到身體不適。為了及早安頓下來,冬環急急地趕到湖北省人事廳去報到。省人事廳管接待的同誌告訴她說,因為她的老家是漢川,組織上已決定將她安排到漢川縣人民銀行工作,請她三天之內去那裏報到。她感到很詫異,因為四川省人事廳的調令上清清楚楚地寫著調入地為湖北省武漢市,她在那裏辦手續時,人家也是這樣告訴她的。她在湖北省人事廳接待處呆坐了一兩個小時,最後還是不得不麵對現實,辦理了去漢川的手續。聽說不能留在武漢了,女兒的眼睛裏滿是困惑,但麵對媽媽凝重的神情,她沒有刨根問底,隻是默默地幫著媽媽收拾行李。吳稚當時對此還沒有什麼意識,聽說還要坐船玩兒,高興得什麼似的。平時對這種事情很少搭腔的母親安慰女兒道:“你小時候不也是從漢川出來的嗎,到時再把他們送出來讀書就是嘛!”事已至此,也隻能這樣想了。

冬環自1941年跟二伯父劉子穀離開故鄉外出求學,除抗戰勝利後從重慶複原去上海時順路回來過一趟外,這是第二次回到故鄉,即使從抗戰勝利算起,也差不多20個年頭了。漢川當年曾是最先響應武昌起義的縣份之一,革命黨人在這裏組織民軍,成立軍政府,阻擊南下的清軍,有力地支持了起義新軍的武昌保衛戰;漢川人梁鍾漢、梁耀漢、岑偉生、馮亞佛等人都是聞名全國的反清誌士;大革命時期,這裏又出現了王平章、魏人鏡、何羽道等先知先覺的共產黨人……應該說漢川當年還是名聲在外的。但眼前漢川縣城的破舊卻令冬環吃驚。她沒想到,解放都十幾年了,眼前的這座縣城與她記憶中的舊縣城竟幾乎沒有什麼明顯的變化:還是那些窄小肮髒的街巷,還是那些簡陋不堪的店鋪,來來往往的男女市民麵帶菜色,乞討要飯的叫化子不時可見……當他們一家子出現在縣城街道上的時候,冬環身上的衣裙和皮涼鞋,吳雅的少先隊裝,吳稚的小海軍衫,甚至母親的那一身雖然老舊卻不見有補丁的服飾,連同大大小小十幾口箱子的家當,竟然都成了人們駐足觀看和議論猜測的對象。後來人們發現在這挺洋氣的一家子裏,不見有當家的男人,更覺蹊蹺,當他們終於從吳雅懷中的骨灰盒中看出問題來時,“那個很洋氣的年輕寡婦”便順理成章地成了冬環的社會稱謂,後來又具體為“銀行才來的那個很洋氣的年輕寡婦”。千百年來大吞大吐,閱盡人間氣象的水陸交通要道漢川,反而變得閉塞落後和少見多怪了。這是怎麼回事兒?

冬環從鄉親們的眼光和議論中感覺到了某種不祥氣息,來到縣銀行後的第一個行動,就是把自己和一家老小的穿著來了個大撤換,四個人全都換上了與當地人“接軌”的衣衫。她把連衣裾和皮涼鞋用報紙包好,放進了箱子的最底層。

漢川縣銀行的的辦公樓是解放後蓋的,職工住宅區在辦公樓後麵的一個大院裏,院裏有一長排木板房是解放前的一家當鋪的舊倉庫,現在是銀行職工宿舍。倉庫分兩層,都用蘆席分隔成若幹小間,每間約莫10來個平方米,一家緊挨一家地住著。冬環一家四口分了兩間,根據好壞兼搭的原則,樓上樓下各一間,考慮到樓下潮氣重,冬環和女兒住了樓下,讓母親和兒子住了樓上,一家兩住,各開各的門,各進各的屋,別的許多人家也都這樣,似乎誰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好。另外作為對新來同誌的特別關照,銀行還發給了兩副床板,一張簡易書桌。她和母親、女兒將房間打掃幹淨,好歹把家安頓下了。

當時正是連晴高溫的大暑天,夜晚也不退涼,屋子裏熱得跟蒸籠一般,根本無法睡覺。吳雅和吳稚在雅安和寶興從來沒領教過這種天氣,成天熱得噢噢直叫。冬環不得不買來兩張竹床擺在露天裏,一家老小通宵都睡在外麵。露天雖不像屋裏那樣憋悶,但酷熱卻是一樣的,大約是水鄉之故吧,蚊子也特多,稍不留神就咬得全身疙瘩。冬環和母親不得不輪流著為兩個孩子打扇驅蚊,直到他們身上幹爽了,方才閉上眼睛打個盹兒。吳雅睡眠容易驚醒,常常睜開惺忪的眼睛看著為他們打扇的媽媽和外婆,輕聲說:“媽媽、婆婆,你們還沒睡嗬?”有時幹脆翻起身來伸手抓扇子:“我來扇吧!”但媽媽從未答應過,總是讓女兒和弟弟好好睡覺,以免影響明天上學。

經冬環奔走爭取,兩個孩子都如願地安排在城關第一小學讀書,姐姐上四年級,弟弟上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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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裏突然出現的兩個外來的“異類”,一時成為同學譏議的對象,遭遇奚落最多的,便是他們的那一口與眾不同的“四川腔”。他們不開口則罷,隻要一開口,不管是在課堂上還是在別的地方,不是立即引來哄堂大笑,就是招來怪腔怪調的學舌,這令姐弟倆手腳無措,以至根本不敢開口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