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國時期(公元4—5世紀)，在中國北方建立區域政權的少數民族，因為早已與漢人雜居，耳濡目染，學到不少儒家倫理、政治觀念。建立政權之後更需儒家理論的指導，這就激發了他們學習的興趣。他們的許多首領是學習經學的模範。如漢(前趙)的匈奴族劉淵，後趙羯族石虎，前燕鮮卑族慕容皝〔huang恍〕，前秦氐族苻堅，都喜歡經學，有的拜名師屈尊就學，有的請師來家受教。有的讀書很多，有的善於發揮。這些人不但自己努力學習，還在都城設立太學、小學等學宮，選貴族和百姓聰明俊秀的子弟進來學習。苻堅甚至還與漢族皇帝一模一樣，親到太學考試經義。
有一些少數民族與漢族雜居，在與漢族共同生活和交往過程中學習了包括儒學在內的漢族文化，他們不僅像漢族一樣務農經商，而且一樣地參與政治活動。以回族為例，他們元明時期從中亞來到中國，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他們之中有三寶太監鄭和這樣的帝王親信與航海家，也有一批讀書人參加科舉考試，成為政府官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回族中還出了王岱輿、劉智這樣一些精通儒家思想的理論家。他們用漢語解釋，將儒家仁義道德與本民族的倫理思想相互融通，將理學太極、天理、心性等觀念與伊斯蘭思想結合起來，創造出儒家文化圈中獨特的伊斯蘭哲學思想。
明朝後期，在東北崛起的又一個少數民族滿族，它打敗明軍與農民起義軍，建立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清朝與元朝的情況有所不同。滿族在建州舊地(即今東北地區)已有相當程度的漢化，入關之後朝廷施設均依明朝舊製。順治帝死後，輔政大臣短時間裏恢複了滿族製度，康熙親政後又朝著漢化方向前進。康熙多才多藝，有高深的天文曆算知識，對儒學尤為醉心，他多次到曲阜祭奠孔子，給衍聖公以特殊榮寵。他表彰程朱理學，親纂《性理精義》，並命人編輯《朱子全書》、《性理大全》等書，宣傳三綱五常是“億萬世一定之規”，要求人們身體力行，見諸實事。他還用科舉考試，博學鴻詞，修明史，編類書等種種手段籠絡儒生，造成強大的振興儒學的浪潮，在這種環境中的滿族，從皇室到百姓，不僅以漢語為通用語言，而且也把三綱五常當作自己的行為規範。這樣滿洲貴族便在學習漢族文化、儒家倫理的過程中提高了自己，從而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地位。
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內的各少數民族，無論是在與漢族雜居或僻居一隅的情況下，都曾學習過儒家文化。在他們建立地方政權，特別是問鼎中原和統一華夏時，學習的要求更為迫切，成果也格外顯著。這些民族的君主為適應和統治漢族地區高度發展的經濟、政治、文化水平而學習孔子之道，實行漢化政策，程度不同地保持了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
北宋以後問鼎中原的少數民族有建立遼國的鮮卑族，建立金國的女真族，尤其有最終統一全中國，建立了元朝的蒙古族。這些民族的共同特點是，尊崇孔子，努力學習儒家的經書典籍，綱常名教，仁政禮治。而且隨著漢族學術從經學發展到理學，他們也將理論學習的重點逐漸轉到理學上了。以元朝為例，忽必烈統一中國之後，建立了大元帝國。版圖大了，人口多了，管理起來當然困難，但是最困難的是蒙元貴族沒有文化，不懂漢民族的農耕生活和詩書禮樂文化，仍用治理遊牧民族的老一套來治理漢族地區，因此收效甚微。作為元老重臣的耶律楚材深明其中道理，他向忽必烈提出“濟世安民無如孔教”。要實行孔教，就要改變過去的暴虐政策，禁屠殺，省刑罰，薄賦斂，發展生產，安定民生。耶律楚材還不斷向蒙古貴族宣傳，堅持三綱五常之教對於治國治家的重要。在他的指導下，元朝統治者不斷學習孔子之道，漢族的倫理政治，取得很大進步，忽必烈及其繼承人積極推尊孔子，給他上尊號“大成至聖文宣王”，提倡理學，任用理學家許衡為國子祭酒，令貴族子弟及各族高官子弟入國子監學習理學。各路府州縣分設儒學，教授地主官僚子弟。朝廷命人將儒家典籍譯為蒙古文，供蒙古貴族學習。恢複科舉考試，規定五經以程朱注釋為標準，“非程朱學不式於有司”。這樣儒家的倫理政治不僅走進了元朝政府，也走進了蒙古人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