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是千百萬普通民眾書寫的曆史，包公就是這部厚重曆史中最具分量的一章。在這裏，凝聚著普通民眾對於司法公正的理解，它告訴我們要建構一個司法公正的社會，需要超越哪些障礙。包公所麵臨的所有各種各樣的挑戰，既是民眾對於清官的期待同時又表現出中國百姓在政治與司法領域足夠清醒的意識。包公遭遇的困境就是追求與維護司法乃至於社會公正所需要解答的難題，千百年來從《陳州糶米》《秦香蓮》直到《赤桑鎮》，中國民眾加之於包公身上的重重考驗，就是對司法乃至於社會走向公正之道的導引。從元雜劇到晚近的京劇和其他地方劇種，一出又一出的包公戲裏，戲劇家和觀眾們對清官提出越來越苛刻的要求，恰恰體現了民眾對於政治清廉的認識不斷深化。清官難做，但非如此就無從彰顯清官的道德價值。
許多部包公戲共同塑造出一個不畏權勢不徇私情的具有典範性的清官，但我忍不住要煞風景地說，如此不畏權勢不徇私情的是戲劇裏的包公而並不是曆史上的包拯。
誠然，包公在世時確實有很好的官聲，他的清廉與公正，也確實遠近聞名。但曆史上的包拯並不需要經曆“鍘包勉”這樣的艱難的選擇，包拯的父母雖然身體不算健康，但確實是他們養育了包拯而並未依托包公的嫂娘。至於包拯與皇帝之間的衝突，像《秦香蓮》裏那樣麵對皇姑國太毫不退讓的正義感，雖然在他的人生經曆中並不是毫無形跡可尋，但是離開斬殺駙馬那樣極端的程度，還是差得很遠很遠。
曆史上的包拯與皇戚也有過衝突，其中最輝煌的事跡，就是先後六次上疏彈劾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可惜我們找不到張堯佐多少真正的劣跡，隻知道包公頑強地彈劾這位皇親國戚，最主要的理由是他認為他的這位前上司並無驕人政績，隻是仗了侄女得皇帝之寵幸才青雲直上;有趣的是包拯的職務升遷路徑幾乎跟在張堯佐後麵亦步亦趨，剛剛跟隨張堯佐從戶部副使任上升遷執掌諫院的包拯，上任後立即發動了對這位前任持續而猛烈的攻勢。在他知諫院的短暫時期內，彈劾張堯佐幾乎是他最主要的工作，直到皇帝終於耐不住性子，同意在大臣們麵前與他展開廷辯，據說激辯時他的口水都濺到了皇帝臉上。托賴宋代對諫官“言者無罪”的寬厚待遇，就靠著這樣認死理的抗辯，兼之隨後李貴妃因病逝世，最後他總算成功地終止了張堯佐的仕途。這大概就是包公一生與皇親國戚正麵鬥爭最重大的事件，他不斷向朝廷上疏，不屈不撓，終於實現了自己的目標，而這樣的抗爭與成功，與《秦香蓮》裏的包公形象的距離，無論是道德還是戲劇性，自是不可以道裏計。
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包公做到了知開封府這樣位高權重的地步，在審案時他的權限其實是很小的。在民眾想象的戲劇作品裏，包公執掌的開封府甚至專門設置了三座專供他行刑的、分別以龍頭、虎頭、狗頭為標誌的銅鍘，據稱狗頭鍘專門用來斬殺犯了死罪的平民百姓，虎頭鍘用於斬殺犯了死罪的大臣官吏，而龍頭鍘，則特別用以斬殺犯了死罪的天子貴族王侯。然而，按照宋代的法律，州縣一級的官吏隻有權審理和判決“杖以下”的案件，這就是說，遇到一般的壞蛋惡人打他們幾十棍以施懲戒是可以的，而“徒以上”的罪行，即需要正式地坐班房的，就需要由中央專門的司法機構如大理寺或刑部審理判決。開封府雖然下設兩廳三院，審理很多案件，但是遇到較重大的需判處罪犯徒刑的案件，同樣需由大理寺和刑部兩家互相監督和複核以最終決定。因此，曆史上真實地“打坐”在開封府的包龍圖不但不可能有他的“鍘美案”，連將陳世美下獄的權力也不見得有。
當然，戲劇不是曆史，假如戲劇裏的包公以及所有與包公一樣的清官們麵對貪官汙吏時都沒有殺伐懲惡的權力，那麼所有清官戲也不複存在。在戲劇作品裏包公的權力就像我們知道的那樣很大，而且他經常有機會手握禦賜的尚方寶劍，有了尚方寶劍，包公對於犯案的貪官汙吏就可以便宜行事;因此他能夠在權勢對司法公正構成現實的威脅之前，將公正的理想落實為無法變易的現實。通過戲劇，包公成為人民心目中法律的化身，成為司法理想的民間化身，並且清晰地折射出平民階層對於官員的道德期待。
因此，我絲毫不會因為戲劇裏的包公與曆史上的包拯巨大的差距而感到不安，我以為一個國家有道德有理想有追求的民眾，有權利按照自己對於政治清明的訴求創造自己的司法偶像，他們通過為清官設置不同的難關，讓他們置身於各種各樣的情境中經受考驗，經曆這樣的千錘百煉，打造出代表了一個民族對政治清明之無限追求的標誌性人物。因此，包公戲不需要依附於曆史上的包公而獲得價值，它的永恒魅力，就在戲劇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