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麵的故事，可以讓我們更多地理解布羅迪為什麼和貧困地區的孩子能夠溝通，願意為他們的利益和改變他們的生活做些事情。
“就我現在的職務，即使在美國也是高級官員，但就我的心靈而言，我隻是一個很願意為孩子們做事的人。”布羅迪說。“現在我給你講這個我經曆的故事：那是我第一個孩子出生時，當時在加納我還沒有正式職業，我還在參加誌願隊，我沒有固定的住所。這時我的第一個孩子就要出生了，那是1972年。我們隻好回到瑪麗的村子，租了一間小房子，房子非常簡陋，沒有廁所，沒有自來水，沒有電燈。我們算了算，她大約還要兩個星期生產。安頓好瑪麗，我就去離村子160公裏遠的地方找了一份工作。就在這時瑪麗臨產了，她的產期提前了一個星期。她的家人幫助送她去醫院，醫院離村子60裏地遠。就在要送她去醫院時，她生產了，隻好就地找了一個接生婆幫助生下了我的第一個孩子。在接生婆那間小屋子裏，瑪麗和孩子住了兩天，那是一個小小的診所。當時我不在家，剛剛找到工作，我接到電報立即趕回到診所看我的孩子。那是一個很小的醫院，我看到病人們都要進來看我的孩子，看這個新生兒是黑還是白。他們驚喜地喊著：瑪麗生孩子了！這孩子好白呀！他們紛紛走過來與我的孩子握手，不斷地說：歡迎你！歡迎你！可是我不高興了，怎麼都來碰我的孩子，你們都是病人呀！你要知道，加納是個很淳樸的國家，走到哪兒你都能聽到‘歡迎你’的聲音。但他們現在這樣對我的孩子我不高興，他們都是病人，我的孩子剛出生，這會傳給他疾病的。我控製不住自己，想阻止他們。但瑪麗在當地生活長大，她阻止我不讓我說，她不斷地對我說：‘NO！NO！’”
“你得知道，我媽媽是個非常愛幹淨的人，每天把家收拾得一塵不染，應該說，我在家裏地上吃飯也比那時在一些人家盤子裏吃飯幹淨。所以我以媽媽的眼光、以我自小形成的衛生習慣來看眼前的事情，我為我的孩子擔憂，怎麼能讓我的孩子在這種環境裏生活？於是我買來很多消毒的藥，在房間裏到處噴塗。但無濟於事，風一吹廁所的味都被吹了進來。我想把他們母子帶到我工作的地方，但160公裏，孩子這麼小，不可能。隻能住在這裏，我不能選擇，我無能為力，感到個人太渺小，個人的力量很有限。我是在美國很好的大學上學，我學到的知識應該使我有無窮的力量做許多事情，我的同學們都很好地發展了自己，可我所處的環境使我無能為力。這是我終身難忘的一幕。”
說到這裏，布羅迪停了下來，眼神很憂鬱地望著窗外。窗外，車水馬龍，霓虹燈閃爍。許久，他回過頭來說：“現在，我們能夠選擇很好的地方進行談話，貧窮的孩子不可能。所以人的渺小、無能是非常痛苦的。這種感覺就使我非常理解中國西部貧困地區的孩子。就像我當年，自己所處的環境、所擁有的一切不能幫助自己擺脫困境，這是痛苦的事情。我隻是這一件事，而貧困的孩子是一輩子；我可以走、回美國，但他們是長住久居。”
“這就是為什麼我到中國和別的國家都要直接到貧困的鄉村去，不想待在上麵。我有個信念，就是一定要把兒基會的工作做到基層，做到最貧困的孩子和婦女身上。我不浮在上麵，我一個縣又一個縣、一個鄉村又一個鄉村地走，我要把每一個項目、每一筆錢落到實處。”布羅迪說。
“中國現在是多種經濟多種文化的現實，西方的東西、傳統的東西攪在一起。就像這家美國快餐店，響著搖滾樂，我們卻坐在這個角落裏，談著遙遠的事情。這就是中國的現實和文化現象。從我個人來講，我不反對這樣的音樂，中國需要，上海需要，北京需要，發達的城市需要，這是中國開放、發達的表現。我想說的是在我們享受這種文明時，不要忘記在遙遠的地方還有窮人、困難的人、需要幫助的人，他們不可能和我們過一樣的生活。我們雖然不能給予他們很多，但我們有責任盡我們的努力，使他們的境況逐步得到改善。”
說完最後一句話，布羅迪先生微微一笑，結束了他的談話。這時我手表的指針已指到了22時35分。我們在羅傑斯餐館門前借助輝煌的燈光合了影，然後握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