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富田，省蘇維埃所在地。
1930年12月12日深夜。濃濃的夜色籠罩著這個靜謐的小鎮。幾名衣著單薄的紅軍戰士在一座木頭房子四周巡視，機警地注視著四周的動靜。雪亮的刺刀在黑暗中內爍著冷冷的光芒。
夜愈來愈深，朦朧的睡意漸漸爬到戰士們的身上，疲倦之極的戰士都靠在牆上，慢慢地閉上了幹澀的眼皮。
突然，草叢中一下子冒出幾十個人，用槍指住毫無警覺的守衛戰士，解除了他們的武裝。
原來，這批人是紅二十軍直屬隊的戰士，由紅二十軍第一七四團政委劉敵、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率領，前來營救被當作反革命AB團而關押的江西行委成員段良弼、李白芳等人的。
釋放了段良弼、李白芳等所謂的“AB團”分子後，劉敵、謝漢昌一不作二不休，又率人衝向省蘇維埃政府成員的住處，欲扣押全體蘇維埃成員，但一無所獲。省蘇主席曾山、總前委秘書長古柏聞警而動，得以逃脫。
這就是當時震驚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富田事變。
公允地說，富田事變的發生決非偶然，它是贛西南蘇區反AB團過程中各種錯誤積累的惡果。
事情的起源，還得追溯到這年2月召開的吉安縣陂頭村聯席會議。
贛南地區，在中共贛南特委的領導下，到1929年底，革命根據地已迅速發展到興國、於都、寧都等縣的廣大農村，其它各縣的農村的遊擊戰爭也日趨活躍，黨員人數由三千多人發展到八千多人，贛西南紅軍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縱隊以及贛東、永豐、寧都、南豐等縣的遊擊隊相繼宣告成立。
在贛西地區，1929年10月成立了紅軍獨立第五團，同月，延福地區的贛西南紅軍第三縱隊也擴編為江西紅軍獨立第三團，其它各地的紅色武裝也得到了發展。到11月誕生了臨時贛西蘇維埃政府。在1930年2月，正式成立了贛西蘇維埃政府。
然而在此期間，贛西南的革命鬥爭因敵人的進攻，也遭受了一些挫折和困難。首先是江西紅軍第二、四團在興國作戰失利，被迫轉移到了贛東，接著是第三團在延福地區屢遭湘敵魯滌平部圍剿，損失慘重。而同時，敵人又派遣特務到根據地進行破壞，妄圖顛覆新生的紅色政權。地主豪紳也紛紛組織守望隊、難民團等反動組織向根據地進攻。光吉安一縣，就有守望隊200，吉水有100，安福有90，泰和80。在敵人內外夾攻下，根據地的形勢一下子嚴峻起來，贛西南黨組織的一部分人產生了嚴重的悲觀情緒。他們遲遲不進行土地革命，在土地分配中又錯誤地主張以勞動力和耕地能力為標準進行分配；反對將贛西、湘贛邊界黨的兩特委合並組成根據地的黨的統一領導機關；反對成立贛西南的主力部隊——紅軍第六軍。於是，贛西南的革命形勢陷入了低迷的泥潭之中。
也正在這時，紅四軍前委率紅軍大部隊返回贛西南，不久紅五軍亦到達贛西，遂於1930年2月7日召開了由紅四軍前委，贛西贛南特委、五、六軍軍委參加的聯席會議，以解決贛西南眼前革命鬥爭中出現的許多具體問題。
聯席會議共開了四天，到會代表40人。在這次會議及隨後舉行的贛南工作會議上，代表們分析了以江西為中心的閩、粵、浙、贛、湘五省武裝鬥爭的形勢，討論了擴大紅色區域，深入土地革命、發展工農武裝等問題，部署了爭取江西首先勝利的計劃。為了統一領導，成立了總前敵委員會，由毛澤東任書記，毛澤東、曾山、劉少奇、朱德、潘心源五人為常委。
總的來看，“二·七會議”和贛南會議加強了黨對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的領導，作出了許多正確決議，為中央蘇區的鞏固和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但前委作出的“反地主富”的左傾色彩的號召卻使根據地的肅反工作複雜化、過激化，導致了大批冤假錯案的出現。
2月16日，前委在左傾路線的指導下，用“唯成份論”的觀點機械分析了贛西南地區革命形勢的低迷狀況之後指出：
贛西南黨內有一嚴重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失敗。
聯席會議呼籲：
黨內革命同誌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地布爾什維克化！
要完成黨的任務必須徹底肅清黨內機會主義、取消主義，開除黨內的地主富農。
以此為契機，反地主富農的鬥爭在贛西南如火如荼地展開。各地蘇維埃政府相繼成立肅反委員會，開始了大規模地清除根據地內的反革命。
本來，在根據地內開展肅反運動，對鞏固紅色政權，更有力地進行武裝鬥爭，是正確和必須的。然而，曆史的辯證法總是呈現出：良好的動機，並不一定帶來美滿的結局。真理與謬誤的距離，也往往隻有一步之遙。
由於“左”傾錯誤的指導，加之肅反初期缺乏經驗，主持肅反者往往由於個人的性格、素質等原因，將反地主富農的黨內分歧與肅清反革命聯係起來。許多為根據地的創建立下了汗馬功勞的優秀共產黨員因此被逮捕、錯殺。
當時，就在總前委發出“反對地主富農”的號召後不久，蓮花縣、永新縣先後報告現反革命的“AB團”組織。“唯成份論”的信奉者們立刻得出了一個結論：“AB團”大部分是地富分子，地富分子必然是AB團的成員。
於是，富農出身的共產黨員便因此而受到清洗，成為蘇區肅反擴大化的犧牲品。
AB團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
AB團，英文是“AntBalshevik”意思是“反布爾什維克”。它是1926年北伐戰爭時由蔣介石授意建立的一個右派組織。其總部設在江西南昌。當時，江西有許多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因為無知或受騙加入了AB團。AB團的主要活動區域限於江西，曾進行了一係列反動活動。但該組織在1927年革命群眾發動的“四·一二”暴動後便不複存在，其首領四處逃竄，作鳥獸散了。這樣，作為組織的AB團在江西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遣憾的是，由於中共黨內對此情況不甚明了，加之國民黨內各派之間又以AB之名相互攻擊，致使中共黨內誤認為AB團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混入了蘇區的各級機關，從而開展以打AB團為中心的肅反運動，造成了曆史的大冤案。
1930年6月25日，贛西南特委印發《反改組派、AB團宣傳大綱》，指出：
AB團是江西豪紳地主的封建組織，是江西地主的集合場。
AB團最近借軍閥淫威用燒殺政策威脅群眾守望隊，指使工農殺工農；或潛伏在赤色區域內破壞工人農民的蘇維埃政府，破壞分田，帶動反動軍隊捕殺工人農民革命同誌，企圖推翻革命。
特委要求各級組織，如果發現群眾中有動搖表現不好的分子，赤色政權須對之進行嚴格審查，如有嫌疑應立即交蘇維埃政府。為了肅清紅旗下的奸細，必須實行赤色恐怖。
就這樣，以抓AB團為中心的肅反運動，首先在贛西南的蘇維埃政府中展開。
很快，肅AB團取得了“重大收獲”。1930年7月22日，江西省巡視員劉作撫在給中央的綜合報告中指出了一個驚人的情況：AB團、改組派、富農地主，這幾種反革命在政權裏發現有，永新破獲改組派組織，興國、永豐、吉安地區、安福西南區都有AB團的組織，尤其是吉安地區AB團有二千餘人，自首者七八百人。
這位黨的特派巡視員還認真地分析道：“AB團和改組派多為富農和小商人，如西區永豐興國地主富農鬥爭不深入，所以有AB團的組織在我們的組織裏麵破獲出來，這些地方的破獲大都是從富農鬥爭中破獲的。”因此，“要肅清這些反動組織也隻有加緊反富農地主的鬥爭。”
贛西南特委機關開展肅反時，發現在團特委發行科工作的朱家浩工作比較消極，表現不太好。肅反委員對他產生了懷疑，便將他逮捕，施以嚴刑。受苦不過的朱家浩被迫編造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情況：紅旗社、列寧青年社、贛西南政府，都有AB團的小組織。其總團長是謝兆元。
肅反委員會立即將謝兆元及其“手下”拿獲，嚴加拷打。經過幾夜突擊審問，肅反委員會獲得幾紙招供，並進而判定：AB團已遍布江西全省，並有向全國發展之勢。其組織係統十分嚴密而完整：全國總團部——各省團部——各地總團部——縣團部——區團部——支部——小組；各團部之下設秘書科、軍事科、組織科、暗殺科、交通科、審查科、經濟科。
對於這份關於AB團的近乎天方夜譚的誇大的報告和贛西南肅出那麼多的AB團分子、地主富農的情況，總前委沒有表示什麼疑義，並將這一報告上報中央並附信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