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得知夏商周斷代工程特設了“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的曆史與現狀”專題，並由東北師大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承擔研究後，林誌純興奮異常。想不到通過幾十年的努力，不但世界古典文明的研究在中國的學術空白得以填補，而且研究成果可以直接為中華民族古史年代學研究發揮作用，這無疑是一件值得自豪和慶幸的事情。作為這門學科在中國的創始人和開拓者，林誌純在接到專題任務後，顧不得年老體衰，以極大的熱情和高度的使命感，率領研究所12位教師和博士生，組成一支精幹的隊伍，立即投入研究工作之中，並很快完成了關於古代近東和西方古典年代學研究的12篇高質量研究報告。這批研究成果提交夏商周斷代工程後，使其他學科的學者在進一步了解了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的曆史與現狀的同時，也拓寬了眼界，增添了見識，受到了啟迪，從而促進了各自承擔的任務更加科學有效地完成。
從林誌純教授和他的門生郝際陶、王乃新、吳宇虹、張強、劉健、郭丹彤、李曉東、吳紹祥、曲天夫、吳延歌等青年學者對世界諸文明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所謂的公元紀年，是公元6世紀著名宗教法規學者小狄奧尼修斯創立的，他根據羅馬的紀年傳統，推算出耶穌基督誕生於羅馬建城後的第753年，這一年為基督元年，即公元元年。據研究者稱，從宏觀上講，以公元為坐標，一元時空意義上的西方古典絕對年代框架的建立，正是以公元元年為出發點並將羅馬儒略曆向前延至遠古時代的一種時間排序。
製作於圖特摩斯一世統治時期的埃及曆史書。曆史書記述，當天狼星在地平線上升起的那天，即夏季第三個月的第28天，便是一年一度的祭祀日。該圖右起第三欄的中間可以看到天狼星的圖像
與中國的古文字不同的是，兩河流域與赫梯的古文字形式，是一種用削尖的蘆葦稈壓印在泥版上寫成的楔形文字，這些文字與形、聲、意兼備的埃及象形文字一樣，在曆史發展過程中漸漸被棄用，最終成為無人知曉的“死文字”。在拿破侖遠征埃及之前，人們對這些地區的認識與了解也隻限於《聖經·舊約全書》以及西方古典著作中一些零亂，有時甚至是歪曲的記載。自19世紀初，隨著近東地區大量泥版文書、碑刻和紙草文書的出土，以及楔形文字、象形文字的釋讀成功，塵封了幾千年的兩河文明、埃及文明、赫梯文明才逐漸為世人所知。而全方位研究這些古代文明的新興學科——埃及學、亞述學、赫梯學的建立，則標誌著古代近東各地區年代學研究的開始。
相對而言，埃及年代學的研究有著較為豐富的紀年史料，如王表、國王家譜、銘文及天象記錄等等。根據這些帶有文字的古代遺存，並以第二十六王朝（後王朝時期）為基點，由後向前推，便可建立起古代埃及曆史沿革的年代框架。就曆史分期而言，古代埃及史大概可分為前王朝（史前文化）、早王朝、古王國、第一中間期、中王國、第二中間期、新王國、第三中間期、後王朝時期及希臘—羅馬統治時期。
前文已敘，早在公元前3世紀的托勒密時期，僧侶學者曼涅托就已經為埃及年代學的創立做出過許多努力。由於曼涅托既懂希臘文，又精通埃及語，托勒密二世遂命他用希臘語撰寫了那部聞名於世的《埃及史》。這部著作同以往王表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是用陳述性的語言來記敘國王及其統治的。遺憾的是，這部著名的史書除了保存在約瑟芬著作中的一些段落外，原著已經被戰火焚毀。不幸中的萬幸是，這部著作中帶有王朝劃分的王表卻輾轉流傳下來。曼涅托把埃及曆史分成30個王朝，這種分期方法被早期埃及學家所采納，直到今天仍然不失其研究價值。
就埃及年代學意義上的“王朝”而言，在僧侶曼涅托《埃及史》一書中劃分界定的基礎上，後人又加上了一個王朝，成為31個王朝。從事研究的張強博士在提交的總結性研究報告中說：“任何年代學研究的目的，都是盡可能地將一段曆史，通過各種方法、手段，準確、精密地予以定位。這個問題對今天的曆史非常簡單，然而對幾千年以前的一個文明的曆史年代來說就不那麼輕鬆了。……研究者麵臨兩個必須解決又很難解決的難題：第一，古埃及紀年與現代紀年不同，古埃及年表與現代年表亦不同。第二，有關埃及年代學的材料大多有不同程度的破損，有些在記載上有很大差異，有些甚至被篡改。就王表來說，著名的帕勒摩石刻（因該碑收藏於西西裏首府的帕勒摩博物館而得名）中的王表大部分已殘破，而都靈紙草（因收藏於意大利的都靈埃及博物館而得名）由於保存不善而成為殘片，盡管有商博良等人的天才修複，但許多脫漏仍無法補救。”
林誌純教授的弟子郭丹彤、李曉東博士在提交給“工程”的兩篇關於埃及學的研究報告中，對這一問題論述得更加詳細，按兩位博士的說法，現代埃及學的研究始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1904年，德國學者邁爾發表了第一部係統全麵地介紹埃及年代學的專著《埃及年代學》。1925年，法國學者魏爾對埃及年代學研究的基礎、方法和結果進行了闡述，從而形成了埃及年代學研究的原始框架。這一時期，著名埃及學家布雷斯特德和皮特裏也為埃及年代學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著名年代學家帕克於1950年發表的《古代埃及曆法》和1971年為《埃及的遺產》一書所寫的有關章節，是目前有關埃及年代學的最具權威性的著作，它奠定了埃及年代學研究的基礎。在年代的劃分上，由於古代埃及人是用每一位國王的統治年代來紀年的，這就存在著把埃及的民用紀年推算成現行的公元紀年的問題，而問題的關鍵是要找到一個有公元紀年相參照的埃及民用紀年的年代。所慶幸的是，古代埃及人給研究者留下了載有國王統治順序和年數的王表，以及一些有關年代學的文獻和考古資料，如第二十六王朝到羅馬征服時期的埃及年代史料記載就比較明確。故此，研究者可以根據這些證據，以有公元紀年的第二十六王朝為起點，由後往前推，這樣便可得出古代埃及的全部年代。
從李曉東博士的研究報告中可以看出，關於埃及年代學中的曆史分期，學術界比較公認的劃分是：
前王朝時期 史前文化（約公元前4000—前3000年）
早王朝時期 第一至第二王朝（約公元前3000—前27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