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王國時期 第三至第八王朝（約公元前2700—前2160年）
第一中間期 第九至第十王朝（約公元前2160—前2010年）
中王國時期 第十一至第十二王朝（約公元前2106—前1786年）
第二中間期 第十三至第十七王朝（約公元前1786—前1550年）
新王國時期 第十八至第二十王朝（約公元前1550—前1069年）
第三中間期 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五王朝（約公元前1069—前656年）
後王朝時期 第二十六至第三十一王朝（約公元前664—前332年）
希臘—羅馬時期 希臘和羅馬統治時期（公元前332—公元641年）
以上這份曆史分期表，從紀年中的“約”字中可以看出，其年代並不是絕對而隻是相對正確。
青年學者吳宇虹教授的研究成果還向學術界表明：同埃及年代學研究方法基本相同的是，兩河流域年代學的建立，也是由文獻較多的晚期向早期追溯。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前1世紀是兩河流域的紀年清楚可靠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年代學文獻豐富而可靠，主要有《亞述王表》《亞述名年官表》以及《托勒密國王經典》。在這些文獻中，《亞述王表》記載了亞述早期王朝到帝國後期所有在位帝王的統治年數，而《亞述名年官表》不僅記載了亞述帝國晚期諸王的排列順序和在位年數，同時還佐證了《亞述王表》的可信程度。成書於公元2世紀的《托勒密國王經典》，則記載了從巴比倫王那布那薩爾（公元前747年即位）到亞曆山大大帝為止，共30位巴比倫統治者的在位年數以及重要的天文現象。天文年代學家根據這些天文現象推算，可準確地得出某王即位的某年某月某日發生過什麼天象。如發生在亞述國王阿淑爾丹在位第十年的一次日食，經推算為公元前763年6月15日。這次日食的推算，證實了根據《亞述名年官表》所排列的、公元前911年以後的亞述帝國內部紀年的準確性，同時也為它們提供了可靠的公元標誌。
另外，從年代學的角度看，依據《亞述王表》等文獻，可從公元前1000年亞述各王的統治年代上溯到公元前15世紀，王表中各王在位年數都很清楚，然而再往上推，由於王表中一些王的在位年數出現殘缺和錯誤並略去幾個早期王，研究者便無法得到早期各王所在的公元年的精確年數，也無法利用它來推算公元前2000年和公元前3000年的兩河流域各個早期王朝的公元年數。因此，年代學家就不得不通過諸如考古發掘等其他手段去解決早於公元前15世紀的兩河流域的年代及其公元紀年的問題。
與古代埃及和兩河流域相比，赫梯年代學的研究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從事這門學科研究的劉健博士，在為“工程”提交的研究報告《赫梯年代學研究的曆史及現狀》中認為，赫梯學作為一個學科起始於20世紀初，學術界一般將德國考古學家溫克勒於1906年在博阿茲柯伊的考古發掘作為標誌。正是由於這次非同凡響的發掘，才揭開了大規模研究赫梯曆史文化的序幕。通過幾代學者近百年的努力，基本確定了赫梯曆史的大致輪廓，對赫梯文化的了解也逐步深入。但是，就赫梯年代學而言，雖然學者們費盡心思，對考古學、文獻學、文字學以及周邊地區的相關曆史文獻、天文學材料和考古發掘成果的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但赫梯年代學的研究仍然困難重重。造成這種局麵的根本原因是：赫梯國家不同於古代埃及和兩河流域的王國，其曆朝曆代都有自己的王表，也沒有像曼涅托和貝若索斯那樣致力於古代埃及和兩河流域曆史研究的古典學者。赫梯曆史與文化的研究主要依賴於考古發掘所獲得的以赫梯文、帕萊文、盧維文、阿卡德文、哈梯文和胡利安文等各種文字書寫的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文獻。但從這些文獻的紀年特點及文獻記錄的特點看，赫梯人並沒有準確的紀年方式，文獻本身不可能為赫梯絕對年代的確定提供明確的線索。赫梯年代學絕對年代的確定所依據的是周圍的埃及和兩河流域的年代學研究成果，對赫梯文獻中與這兩個國家和地區在不同時期的交往記錄加以對比，並參考考古發掘所發現的證據，可以得出赫梯各個國王統治的大致年數。
用羊皮紙書寫的著作家。約公元前2世紀，埃及拒絕供應紙莎草紙給敵對的帕加馬，活躍在小亞細亞的著作家與抄寫員不得不采用另一種材料——皮革。而在此之前，埃及人已把獸皮拿來書寫了，隻是材料昂貴，未能普及。自中世紀始，活躍於兩河流域修道院的僧侶開始用羊皮紙著述與抄寫。羊皮紙裝訂成冊，取代了草紙卷，後世所謂的“書”便誕生了
從劉健博士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赫梯民族約在公元前19世紀遷移並定居在小亞細亞半島，到公元前1200年因內外部原因滅亡，赫梯的曆史不足千年。從小的框架而言，赫梯曆史不過400年。年代學家將這個時期分為古王國、中期王國及帝國三個時期，已確定的王約12位，其中古王國和帝國的王表已經基本確定，而中王國至帝國期間100多年的王表尚不可考。就目前的情況看，考古發掘已經在博阿茲柯伊、瑪莎特和科依泰派發現了大量的泥版文書。1994年開始的奧爾塔科依的大規模考古發掘，又出土了3000多塊有文字的泥版，這些新的考古資料的出土，無疑將為赫梯曆史文化及年代學的研究提供更多更新的證據。
關於希臘、羅馬年代學的研究發端較早，第一部係統的年代學研究著作是公元前3世紀末埃拉托斯特奈斯所著的《編年史》。他利用當時在亞曆山大城圖書館工作之便，廣泛涉獵前人著述，在綜合希臘各邦不同編年體的基礎上，建立起一種統一的紀年體係。埃拉托斯特奈斯的後繼者們不僅接受了其著作中有關希臘早期的曆史年代，而且還有補充和創新。到公元前1世紀，著名學者卡斯托爾的年代學研究已延伸到兩河流域和埃及，並把這些古老王國的曆史同希臘、羅馬傳統聯係起來。到了公元4世紀，著名曆史學家尤塞比烏斯在其著作中將紀年方式進一步完善起來。
就整個夏商周斷代工程而言，從林誌純及其他青年學者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得到如下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