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近東和西方古典年代學的研究，已經有相當長的曆史，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而且目前仍在不斷發展之中。當代的外國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無一例外地采取了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結合的途徑，並融合了曆史學、文獻學、文字學、考古學、科技測年（主要是14C測年技術）和天文曆法等學科的研究方法。而這些方法總體上適應於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途徑。但在具體的研究中，中外的條件又各有自己的特點。
一、古代曆史紀年的確切年代，希臘最早是在奧林匹克第一次賽會的舉辦之年，即公元前776年。雅典則以一年一任的執政官起始的公元前683年為界。羅馬的標準一般是以建城的公元前753年，或根據執政官起始的公元前509年為最早的紀年。而在埃及、兩河流域則處於混亂和模糊狀態，沒有確切的界標。中國的確切紀年為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
由以上對比可知，古代曆史紀年的確切年代，中國早於希臘、雅典、羅馬甚至埃及和兩河流域。以中外的確切紀年為標誌，在此之前的古史紀年，不隻是中國多有歧異，國外也同樣是模糊不清，這一點中外是趨同的。就年代學的研究狀況看，中國長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從漢代劉歆的《世經》開始，一直到清朝，可謂曆朝曆代都有豐碩的研究成果問世。而西方經過小羅馬之後，年代學的研究就幾乎中斷了，近東和兩河流域更是如此。但自1798年拿破侖遠征埃及開始，隨著後來西方列強對東方的占領和統治，又引爆了古代近東和西方古典年代學研究的高潮。在這個高潮中，歐美等國憑著它們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麵的優勢，產生的研究成果在不斷地進步和完善。也就從這個時候起，中國落後於西方。這便是中外在年代學研究中的曆程和差異。
二、文獻方麵。相同之處在於中外各有文獻記錄，且這些記錄都是真偽摻雜，不甚確切的。如國外年代學家仍在使用的重要參考文獻、曼涅托的名著《埃及史》，其書早已不是原來的版本，而是後人以各種形式和方法重新整理出的本子。這個本子同中國學者一直使用的《竹書紀年》等文獻具有相同的性質，兩者都不是完全可靠的。
不同的方麵在於，中國的傳世文獻多於埃及、兩河流域等國家和地區。正如從事國外古文明研究的劉健博士所言：“我的同行們都很羨慕研究中國古文明的學者有那麼多傳世文獻可作依據，這在國外古文明的研究中是做不到的。也就是說，國外古文明年代學的建立所依據的文獻材料遠不如中國豐富。”可以說，文獻的豐富是中國的強勢——盡管這些文獻並不是完全可靠的。
但是，在埃及、兩河流域的年表，如《亞述王表》中，記載了從亞述最早的王朝到帝國後期所有王朝中各王的名字和在位年數，由此可以推算出各王之間的相對年數和全部王朝的總年數。遺憾的是，這些王表大都殘缺不全，無法從一個版本中得知排列有序的所有王年。不過，這些殘缺不全的版本，分散為一個個不同的泥版殘片，有的泥版殘片記有許多個連續的王年，有的泥版殘片隻記兩三個甚至是一個王年。但就整體而言，這些殘破的泥版殘片是在一個大的框架裏麵，隻要把公元前一千紀中的後半期、中期、前半期的各個王的年代泥版殘片對接起來，這些年代就清楚和較為準確地顯示出來了。依這種方法對接，亞述王表可上溯到公元前15世紀，王表中的各王在位年數都很清楚。
就中國的文獻而言，缺乏的則是如亞述王表這樣的泥版殘片。正如著名世界諸文明年代學研究者劉家和所言，“司馬遷老先生太過於謹慎，他在讀《曆譜諜》的時候，由於‘古文鹹不同，乖異’，他就棄之不要了。若老先生把這些‘乖異’的材料都留下來傳給後人，該是多麼大一筆財富嗬，可他就是不留。於是司馬遷《史記》中的三代，隻有世表，這樣，中國古文明的年代學研究起來就沒有人家方便了”。從這一點上看，又是中國文獻的弱勢。
三、材料的互證：古代近東及西方古典世界，有多個國家同時並存，它們的文獻與考古材料往往有緊密的聯係，研究者可以憑借這個特點，互相對照補充，往往取得令人比較滿意的效果。而中國的情況就有所不同，無論是文獻記載，還是考古發掘，夏商周三代是以中原為中心，各個王朝疆土廣袤，與邊遠地區的聯係，不像近東與西方古典時期那樣有序和密切。年代學家在采用“同時期參照法”時，其效果就比國外遜色得多。盡管如此，這個材料互證的方法仍然適用於中國。
四、考古方麵：無論中外，曆史年代學之所以沒有得到一個公認的結論，其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地下考古發掘的證明。盡管在田野考古學方麵，中國起步較晚，但在新中國成立後的近五十年裏，發展迅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一時期被公認為中國考古的“黃金時代”。在這些田野發掘資料中，文字記錄都是中外倍感興趣和重視的憑據。如國外的碑文、紙草或泥版文書，中國的金文、甲骨文等。隻是記錄這些文字的材質有所不同。國外的文字多記錄於石碑和紙草、泥版上，而中國多記錄於青銅器、竹簡、甲骨上，真可謂大同之中又有小異。
正是有了以上這些異同，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方法和途徑也就注定不能全盤照搬國外的範例，而隻能在充分吸收和借鑒國外年代學研究條件和經驗的基礎上，按照中華民族文明的特色，走出一條獨到的研究和探索之路。這一點，在“工程”各課題與專題的設置中已經顯示，尤為突出的是“殷墟甲骨分期與年代測定”這個專題的設置。按照“工程”的計劃，14C測年專家將利用核物理高科技，對安陽出土的有字甲骨進行測年實驗，這是國外沒有，中國首創的一個典型個案。當然，有字甲骨是中國的特產，其他國家和地區是挖不出來的。盡管西方國家的14C測年技術相當先進，但要憑這種先進的現代科學技術，在他們控製的一畝三分地裏，為近東、兩河流域或西方古典年代學的研究而測試如同中國一樣的有字甲骨，可謂背著豬頭找不到廟門。或許正因為如此，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途徑和手段以及將要獲得的成果，在構築起華夏文明大廈的同時，也必將對近東與西方古典年代學的研究有所啟示，並對整個世界曆史年代學研究做出非凡而獨特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