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馬克思哲學與費爾巴哈哲學關係的另一種誤解來自於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這種誤解的實質就是以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哲學取代馬克思主義哲學，主要表現為兩種傾向：
第一種傾向是把全部馬克思哲學“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化”。弗洛姆在《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一書中這樣寫道：“馬克思的哲學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獲得了最清楚的表述，它的核心問題就是現實的個人的存在問題，人就是他實際上呈現出的那個樣子，人的本性展現在曆史之中。”[31]《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馬克思在青年時期寫的，當時馬克思的思想在某些方麵的確受到費爾巴哈的影響，某些觀點處於不成熟狀態。如果認為馬克思哲學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已“獲得最清楚的表述”，那就等於把《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看作是馬克思的成熟的哲學著作，從而否認了馬克思的哲學思想有一個發展過程；同時，也就否認了馬克思哲學與費爾巴哈哲學之間存在著根本差異。換言之，把馬克思哲學“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化”了。
第二種傾向是把青年馬克思的哲學思想與費爾巴哈的哲學思想完全等同起來。阿爾都塞在《保衛馬克思》一書中對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化”的傾向作過深刻批判。但是，阿爾都塞的批判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即認為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時期，馬克思的思想完全處在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哲學問題框架的影響下，因而是一種“意識形態”，還沒有上升為科學。阿爾都塞的初衷是反對把成熟時期的馬克思的哲學思想“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化”，但結果卻把青年時期的馬克思的哲學思想完全“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化”了，即在青年馬克思的哲學思想與費爾巴哈的哲學思想之間畫了等號。
為了正確地理解馬克思哲學與費爾巴哈哲學之間的關係，既要避免那種對青年時期的馬克思與成熟時期的馬克思不作區分的錯誤傾向，又要避免那種把這兩個不同時期截然對立起來的、非此即彼的錯誤傾向。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哲學對馬克思有一定的影響，但這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問題的另一個方麵是，通過對現實實踐的關注和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馬克思此時關於人的學說已經包含著超越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哲學的重要因素：一是，費爾巴哈隻是通過對宗教的批判來說明人的本質的異化，關於異化的論述還停留在純粹精神的領域中，而馬克思則通過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提出了勞動的異化，從而把對異化的批判引向現實生活的領域；二是，作為具有無神論傾向的人本主義，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僅僅是理論性的，而馬克思當時信奉的人本主義已具有實踐的傾向：“正像無神論作為神的揚棄就是理論的人道主義的生成，而共產主義作為私有財產的揚棄就是對真正人的生活這種人的不可剝奪的財產的要求，就是實踐的人道主義的生成一樣。”[32]
由此可見，從表麵上看，阿爾都塞與弗洛姆的見解是相互對立的，實際上，他們都未厘清馬克思哲學與費爾巴哈哲學之間的真實關係。不同的隻是，前者把青年馬克思的哲學思想等同於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後者則把馬克思的全部哲學思想都等同於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