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馬克思認識到，“市民社會是全部曆史的真正發源地和舞台”[49]，認識到“人並不是抽象的棲息在世界以外的東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50]。黑格爾是在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中來論述人的權利、義務和本質的，正是基於這方麵的思考，馬克思後來把人的本質規定為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同時，通過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還啟發馬克思製定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根本方法。如果說《邏輯學》主要是“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為馬克思提供了啟示，那麼，《法哲學原理》則主要在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根本方法——“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上為馬克思提供了啟示。馬克思在論述這種研究方法時指出：“黑格爾論法哲學，是從主體的最簡單的法的關係即占有開始的，這是對的。”[51]《資本論》是這種研究方法的光輝典範。《資本論》關於占有、分工、契約、價值、人格、自由王國等的許多論述，或直接以批判的方式引證了《法哲學原理》，或間接地體現了《法哲學原理》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說，不理解黑格爾的法哲學，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
除《法哲學原理》外，《精神現象學》對馬克思哲學的形成和發展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其一，在馬克思看來，《精神現象學》的中心任務在於它抓住了“人的異化”這一核心問題，從而展開對整個社會、國家、宗教領域的批判。[52]盡管這一批判被神秘化了，但它對馬克思的啟示是重大的。正是《精神現象學》中的“異化”和“勞動”概念啟發了馬克思，使他在研究政治經濟學時提出了“異化勞動”這一概念。馬克思後來對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就是在異化勞動批判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其二，馬克思發現，“黑格爾的《現象學》及其最後成果——作為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的否定性的辯證法——的偉大之處首先在於，黑格爾把人的自我產生看作一個過程，把對象化看作失去對象，看作外化和這種外化的揚棄；因而，他抓住了勞動的本質，把對象性的人、現實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為他自己的勞動的結果”[53]。這一發現之所以重要，就在於馬克思看到了《精神現象學》中的辯證法和《邏輯學》中的辯證法之間的差異。
在《邏輯學》中，辯證法的承擔者乃是邏輯理念，而在《精神現象學》中，辯證法的承擔者乃是勞動，因而可以把這種辯證法表達為勞動辯證法。盡管黑格爾關注的是勞動的積極方麵，而未充分注意其消極的方麵；盡管從根本上說黑格爾承認的勞動僅僅是抽象的精神勞動，然而，《精神現象學》畢竟顯示出人是在勞動中生成的。這正是《精神現象學》的偉大之處。馬克思後來在談到黑格爾的辯證法時指出：“在他那裏，辯證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54]這裏說的“合理內核”並不是沒有任何載體的、空洞的辯證法，而是以勞動為載體的現實的辯證法。當然，在馬克思那裏，勞動不再是抽象的精神勞動，而是現實的物質生產活動。
可以看出，較之《邏輯學》和《自然哲學》，《法哲學原理》和《精神現象學》對馬克思哲學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更為重要的影響。在馬克思哲學思想轉變的過程中，除了他的實踐活動和費爾巴哈的影響這兩個因素外，還有兩個理論因素不容忽視：一是通過對《法哲學原理》的批判性解讀，發現市民社會是全部曆史的真正發源地和舞台；二是通過對《精神現象學》以及政治經濟學著作的批判性解讀，提出了“異化勞動”的新概念，並創立了以現實的人的活動為載體或承擔者的新的辯證法。正是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使馬克思不是返回到一般唯物主義，而是直接創立了曆史唯物主義這一新世界觀。如果說邏輯學的“倒轉”是一般唯物主義的話，那麼，精神現象學和法哲學的倒轉則是曆史（辯證）唯物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