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對馬克思並沒有產生重大影響，但費爾巴哈的某些哲學見解又的確為馬克思思想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啟示。
首先，費爾巴哈揭示了宗教和思辨哲學的本質，即宗教是人的本質自我異化的產物，“證明了哲學不過是變成思想的並且經過思考加以闡述的宗教，不過是人的本質的異化的另一種形式和存在方式；從而，哲學同樣應當受到譴責”[55]。馬克思認為，這是費爾巴哈的偉大功績，即為整個實證的批判奠定了基礎。
其次，費爾巴哈揭示了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的秘密，即“以自然為基礎的現實的人”。按照馬克思的觀點，黑格爾哲學包含著三個因素：一是斯賓諾莎的實體，即形而上學地改了裝的、脫離人的自然；二是費希特的自我意識，即形而上學地改了裝的、脫離自然的精神；三是前兩個因素在黑格爾那裏的統一，即絕對精神，而絕對精神的秘密正是由費爾巴哈揭示出來的：“費爾巴哈把形而上學的絕對精神歸結為‘以自然為基礎的現實的人’，從而完成了對宗教的批判。同時也巧妙地擬定了對黑格爾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學的批判的基本要點。”[56]馬克思認為，正是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哲學為整個德國哲學的發展指明了出路。
最後，費爾巴哈提出了感性的原則，明確指出：“新哲學是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學。”[57]雖然費爾巴哈的“感性”具有直觀的性質，但它啟發了馬克思，並進一步把感性理解為人的實踐活動，從而創立了與舊唯物主義、直觀的唯物主義有本質區別的新唯物主義、實踐的唯物主義。
一言以蔽之，馬克思哲學與費爾巴哈哲學聯係的根本點，是馬克思以批判的方式繼承了費爾巴哈關於異化和人本主義的學說，並把費爾巴哈的停留在感性直觀上的抽象的人改變為從事實際活動的、現實的人，從而為唯物主義曆史觀的確立奠定了理論前提。
在某種意義上說，上麵對馬克思哲學與費爾巴哈哲學之間關係的考察還是抽象的，因為這種考察僅僅停留在費爾巴哈哲學本身，還有一些超出哲學之外的重要因素需要先行地加以澄明。
第一，探討馬克思哲學思想的演變不能撇開他的法哲學研究的背景。馬克思早期的學術興趣主要集中在法和法哲學上。馬克思在1837年11月給父親的信中，提到自己正在編撰一個適合於一切法的領域的法哲學體係：“我在前麵敘述了若幹形而上學的原理作為導言，並且把這部倒黴的作品寫到了公法部分，約有三百印張。”[58]通過對法哲學，尤其是黑格爾法哲學的深入研究，馬克思的注意力轉向市民社會，並得出結論：“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前提，它們才是真正的活動者。”[59]正是通過法哲學研究，使馬克思站在與費爾巴哈完全不同的哲學起跑線上。費爾巴哈幾乎很少談論人類社會，“而是每次都求救於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個尚未置於人的統治之下的自然界”[60]。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始終是以抽象的自然和抽象的人為基礎的。與此不同，馬克思是從法哲學的視野中來探索人的問題的，而法哲學的核心問題就是人與物（占有物）的關係和人與人的關係。所以，馬克思在法哲學研究中得出結論：“人並不是抽象的棲息在世界以外的東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61]也正是通過法哲學研究，使馬克思十分重視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因為這部著作“包含著對宗教、國家、市民生活等整個整個領域的批判的要素，但還是通過異化的形式”[62]。
第二，在考察馬克思哲學思想的演變時，不能停留在單純的觀念分析的層麵上，必須考察馬克思對現實生活的關注。事實上，馬克思已對此作了提示：“1842—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編輯，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萊茵省議會關於林木盜竊和地產析分的討論，當時的萊茵省總督馮·沙培爾先生就摩塞爾農民狀況同《萊茵報》展開的官方論戰，最後，關於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辯論，是促使我去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因。”[63]馬克思在《萊茵報》的實踐乃是他思想演變中的一個決定性環節。忽視這一環節，必然會對馬克思哲學思想的發展作出錯誤的解釋。
第三，必須注意馬克思對國民經濟學的研究。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寫道：“我用不著向熟悉國民經濟學的讀者保證，我的結論是通過完全經驗的以對國民經濟學進行認真的批判研究為基礎的分析得出的。”[64]費爾巴哈對國民經濟學沒有什麼研究，所以，其哲學批判不可能像馬克思那樣以國民經濟學研究為基礎。如果說費爾巴哈僅僅在宗教的範圍內討論異化問題，那麼，馬克思則通過經濟學研究的契入，把注意力集中到異化勞動的問題上，從而把自己的哲學研究引向對整個資本主義的批判。
可以看出，僅僅停留在純粹哲學的範圍內，並不能正確地說明馬克思哲學思想的演變。換言之，不能簡單地說費爾巴哈哲學是黑格爾哲學與馬克思哲學之間的中間環節，必須注意到馬克思的法哲學研究的背景、對現實的物質利益問題的關注、對國民經濟學的研究這些重要的環節。撇開這些重要的環節，就會誇大費爾巴哈哲學在黑格爾哲學與馬克思哲學之間的中介作用，從而掩蔽馬克思哲學思想演變的真實軌跡。
馬克思曾對黑格爾從邏輯學向自然哲學過渡的觀點進行過深刻的批判。按照馬克思的觀點，這種從抽象向具體的過渡不僅是牽強附會的，而且從邏輯學中引申出來的自然界必然是抽象的自然界。“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為與人分離的自然界，對人說來也是無。不言而喻，這位決心進入直觀的抽象思維者是抽象地直觀自然界的。”[65]這就是說，不僅唯心主義者從邏輯學出發推演不出現實的自然界，即使唯物主義者把邏輯學顛倒過來，從世界統一於物質的一般唯物主義觀點出發去探討的自然界仍然是抽象的自然界，而不是現實的自然界。道理很簡單，因為這個自然界是與人的活動相分離的。所以，在馬克思看來，唯有“在人類曆史中即在人類社會的產生過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現實的自然界”[66]。在費爾巴哈那裏，自然界是直觀的對象，因而仍然是抽象的自然界。這表明，費爾巴哈雖然從一般唯物主義的立場出發批判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但他並沒有真正超越黑格爾哲學。馬克思在擺脫黑格爾影響的過程中受到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啟迪，但不能由此斷言，馬克思是通過返回到一般唯物主義的立場而擺脫黑格爾影響，並創立曆史辯證唯物主義的。
在馬克思哲學思想的演變過程中，並不存在一個以一般唯物主義立場為特征的所謂費爾巴哈階段。馬克思從來沒有返回到費爾巴哈的以抽象的自然為前提的唯物主義立場上去。憑借法哲學研究的背景，馬克思關注的重點落在市民社會上。這就是說，費爾巴哈之所以引起馬克思的興趣，不是因為他的抽象的唯物主義立場，不是因為他高談自然界在存在上的優先性，而是他關於異化和人本主義的思想。對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批判和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相結合，才使馬克思有可能提出一種新的哲學世界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