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語言工具論
人們常說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語言是文學的第一要素。最早對語言做出如此明確定位的人是高爾基，他說：“文學的第一個要素是語言。語言是文學的主要工具，它和各種事實、生活現象一起，構成了文學的材料。”[1]由此可以看出，高爾基雖然強調了語言對於文學的重要性，但他實際上是一個“工具”論者，他對語言的重視依然局限於“工具”論的思維框架中。所謂工具論，即認為語言隻是一種“形式”“工具”“媒介”“載體”，它的功能在於表達生活和情感的內容，內容具有“優先權”，而包括語言在內的形式則處於被內容決定的位置。
語言工具論有其合理的一麵，因為語言是思想情感的物質外殼，沒有語言的固定，思想與情感依然處於原生狀態當中，散亂一片。而隻有通過語言，才能為思想情感賦形。但是，也必須指出，由於語言工具論過分強調了語言的從屬地位，致使許多現象無法得到充分解釋。比如，當人們談到理性內容或思想情感對於語言具有絕對的優勢時，可能會遭遇這樣的追問：人們在思維的時候需要不需要語言？如果不存在沒有語言的思維活動，那麼語言在思想被表達之前就已經參與了思維活動。因為有了語言，才有了思維過程；因為有了思維過程，也才有了思想的成果。“工具”論者更多地看到了思想的結果需要借助於語言，而沒有看到思想的過程同樣需要依靠語言。而一旦意識到語言參與甚至塑造了思想，語言工具論的偏頗也就暴露出來了，人們也就需要對語言重新認識。
2.語言本體論
正是意識到語言工具論的缺陷，語言本體論開始浮出水麵。自從有了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對“語言”（language）和“言語”（parole）的區分後，人們對語言的看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傑姆遜（Fredric Jameson）指出：“在過去的語言學中，或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有一個觀念，以為我們能夠掌握自己的語言。語言是工具，人則是語言的中心；但現代語言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成為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結構主義宣布：說話的主體並非控製著語言，語言是一個獨立的體係，‘我’隻是語言體係的一部分，是語言說我，而不是我說語言。”[2]正是由於結構主義語言學對語言的高度重視和強調，語言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殊榮，語言也因此上升到“本體”的地位。
那麼，從本體論的角度為語言定位有無道理呢？回答依然是肯定的。卡西爾（Ernst Cassirer）指出：“人的符號活動能力（Symbolic activity）進展多少，物理實在似乎也就相應地退卻多少。在某種意義上說，人是在不斷地與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應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圍在語言的形式、藝術的想象、神話的符號以及宗教的儀式之中，以致除非憑借這些人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能看見或認識任何東西。”[3]這種說法與“語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爾），“想象一種語言意味著想象一種生活方式”“我的語言的界限意謂我的世界的界限”（維特根斯坦）等斷言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維特根斯坦從“生活方式”“世界的界限”等方麵來思考語言的問題時，他的論述應該說是非常精湛的。因此我們也可以設想，一個隻會說方言的人，他的世界的界限不會超出他的家鄉之外，一個掌握了一門外語的人，他的世界會比一個沒有掌握外語的人的世界大許多，他擁有了與那種語言相配套的思維方式、感覺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在卡西爾看來，語言則是人們認識事物的中介，有了某種語言，也就有了某種現實，也有了人們對這種現實的感覺和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