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你對一夜情、多邊戀、亂倫的描述是否太玫瑰色了?可能誤導公眾。
李銀河：我在很多場合都強調過它們的弊端，比如加大性疾病傳播的幾率等，絕沒有人為賦予它們情調、玫瑰色，這是對一個社會工作者的基本要求。這大概也是薛湧對我的主要批評。
人物周刊：王小波之後．你遇到了比他更優秀的男人了嗎?
李銀河：這個問題我先回避，等我60歲後，我會寫回憶錄。
人物周刊：你可能經常被問到．假如你是同性戀，你會公開自己的身份嗎?
李銀河：如果是，我想我應該會公開的。一個中國的同性戀，要不要公開身份，是要根據周邊環境、家庭等因素來決定的。對我來說，沒有純心理方麵的障礙。
人物周刊：你會擔心網上一些關於你是女同性戀的傳言．損害你的形象嗎?
李銀河：陳丹青說過，他還真希望自己是個同性戀，這樣他便對藝術有更多的感悟。其實，我真希望自己是個同性戀，我希望自己能體驗更多的東西，可惜我不是，是很遺憾的事。就像貓是貓，總歸不是狗，沒有誰好誰壞。我沒有這方麵的顧慮。
人物周刊：有人認為，公開地談論同性戀．會讓一個中間狀態的人更徹底地變成同性戀：長時間做同性戀研究的，更可能是個同性戀。
李銀河：這個觀點是錯誤的，是無知的。因為到現在為止，所有的統計都表明，一個社會並不因為它對同性戀比較寬容，同性戀者就增多，也不因為它對同性戀者特別苛刻，同性戀者就減少，而隻是說，如果環境寬鬆，他們更容易進入公眾視野，如果環境苛刻，就轉入地下。
我的博客不是公共廁所
人物周刊：我們注意到，南京講座後．你把博客上的留言功能關了。
李銀河：至少在我的博客裏，我有這個想法，這些非理性的人我不能給它們提供舞台，這是我自己的田地，不能讓他們隨地大小便，我這兒不是公共廁所。我自己也不看留言。過去我是覺得無所謂的，但現在這些東西越來越肮髒、恐怖了，已經是語言的暴力了。
人物周刊：有孤軍作戰的感覺嗎?
李銀河：我也奇怪，為什麼沒有人出來說明呢?當我發表對這些問題的看法時，我在想，潘綏銘的觀點肯定跟我一樣，但是他為什麼不說話了呢?當然，他說不了話，有其他的原因。
小報對信息的處理方式也相當讓人頭痛。挺正式、重大的、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觀點和命題，被處理成低俗、下流的黃色信息，好像這些看法多為大家所不堪，實際上不是，我是深受其害，這次南京講座就是個例子。有一次，潘綏銘在一個講座上發表對性工作者調查的報告，第二天報紙上的標題是，潘綏銘號召我們向“雞”學習。
人物周刊：不是正如你希望的，像福柯那樣．每說一句話，都是新聞事件嗎?
李銀河：我的工作就是搞研究、出書，並沒有責任向公眾普及這些觀念。我在考慮，以後出去做報告，隻從頭到尾念稿，不留任何回答問題的時間，不給別人斷章取義的時間。我不會說假話，但一說真話，就有人跳出來，照本宣科算了。有些人太沒教養，太經不起刺激了。這也不奇怪，性的曆史有多長，反性的曆史就有多長。有人還說，我們要不要把李銀河燒死在廣場，把我比喻成布魯諾，這是對我最高的褒獎，嗬嗬。
人物周刊：你有啟蒙知識分子身上那種慣有的自負嗎?
李銀河：有一次在上海，複旦大學和耶魯大學舉辦一個同性戀主題研討會，會上有一個澳大利亞的大法官，是全世界數得著的大法官，他是個公開的同性戀者，他一口一個“myhcm(我的英雄)”。他說，當他還是個少年時，因為自己的性取向而非常苦悶，是金賽博士的報告，給了他生活的勇氣。他說你現在在中國做的事，就是金賽博士過去在美國做的事。我就特別感動。
浮士德精神似乎是中國人特別缺少的：我要探究窺測事物的核心，我想得到關於整個存在的知識。我們的精神常常是不求甚解，甚至是“難得糊塗”，我對這些嗤之以鼻，這大概就是自負吧。
人物周刊：性是你必然要選擇的課題嗎?在性裏麵．你發現了中國社會的什麼秘密?’
李銀河：最早在美國看到金賽博士的報告時，心裏就有隱隱的衝動。那時我已經30多歲了。我隻是想描述現狀，解釋原因而已，沒有其他的意圖，沒有想要和誰去戰鬥，要改變誰。可性研究必然的副產品，是改變錯誤的觀念，挑戰社會。金賽博士就是這樣的，1948年出版《人類男性性行為》，1953年出版《人類女性性行為》，美國風氣為之大開。
我屬於50年代生、60年代進入青春期、70年代談婚論嫁的一代人。這30年，性在中國是一個怪物。在所有公開的場合，它從不在場；可是在各種隱秘的地方，它無所不在。用王小波的話來說，當時的社會有陽的一麵，還有陰的一麵。人們在陽的一麵是一副麵孔，在陰的一麵是另一副麵孔；在陽的場合說一種話，在陰的場合說另一種話。而性這個話題絕對屬於陰的世界。
在那30年間，由於性處於社會的陰麵，整個社會的性觀念相當扭曲、變態。門內飲酒，門外勸水；滿口仁義道德，滿肚男盜女娼；要不就是天真、純潔、羞澀到幼稚的程度。這就是當時人們在性問題上的典型表現。這種反常的現象怎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心呢?說白了，我就是想搞清楚：我們中國人為什麼在性的問題上會如此的扭曲、如此的變態、如此的壓抑?
人物周刊：性的調查、研究對您的個人生活會有什麼影響?
李銀河：最新的統計資料，26％的中國女性不知道快感，遠遠高於世界的平均水平(10％)。80％的女人不知道陰蒂，不知道這個獲取快感的最重要-器官，這太蒙昧了。不應該太壓抑自己，這是我這麼多年研究最直觀的感受。我不刻意壓抑我所有的欲望，隻要不違反那3個原則，有欲望，我都會去滿足。
人物周刊：有人認為，不直接冒犯主流價值觀，可能為你和你的同道贏得更大的話語空間。
李銀河：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對這個也不是很在乎。我並不是搞運動，不是想發起一場性革命，成為精神領袖。我希望自己對這些問題的分析能幫助大家看清楚，什麼是我們正當的性權利，而對性權利的遮遮掩掩，使多少基本的生活常識被遮蔽了，而我們還渾然不覺。現在中國難道不需要啟蒙了?在性問題上，中國剛剛走出中世紀，剛剛進入現代的門檻，就這個領域來說，啟蒙絕不是陷阱，而正是我們的社會所急需的，也是我輩知識分子的使命。
她對法律的批判不合適
一一婚姻法專家質疑李銀河
實習記者胡遠誌
魯英：中山大學婦女與性別研究中心主任，主講“婚姻家庭法”、“社會性別與法律”等課程。多年來致力於女性權益的保護和研究。
前不久，社會學家李銀河關於“多邊戀”、“一夜情”、“亂倫”等方麵的言論經媒體報道後，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同時也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也有學者出來向她“叫板”，中山大學法學院魯英副教授，就是第一位公開出麵發表不同意見的女性學者。
每個人在尋求自己的快樂的過程中，
都應該以不傷害他人利益為前提
人物周刊：您和李銀河女士是否相識?
魯英：認識，但是不熟悉。第一次見麵好像是在2000年，那時我們在北京一起參加“婚姻法”的一個專家研討會。
人物周刊：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關注她的研究和觀點的?
魯英：她是社會學學者，她在同性戀研究和性社會學方麵的研究走在前列。我也關注社會學，但我們的方向不一樣，我側重法律方麵。真正開始關注她是從2000年，主要是關注她有關性和婚姻方麵的媒體報道。
人物周刊：她給您一個什麼樣的印象?
魯英：她是知名學者，在性社會學方麵的研究令人尊敬，關於同性戀的研究尤其突出。但是對於她的一些觀點，我有自己的看法。特別是關於法律方麵的問題，從她的言論看似乎相關的研究做得不夠深入，容易讓人對她的觀點產生誤解。
人物周刊：您對她近期關於性、愛情、婚姻等方麵的言論持什麼態度?
魯英：其中很多觀點我不是很讚成。有些東西需要商榷，特別是她關於法律的一些表述，不是很準確。
她從性的角度關注一些邊緣化的問題和邊緣化群體的生活，對多元化的社會來說無可非議。但是她對法律的批判，我覺得不合適：因為她影響力很大，有很多的人特別是青年對她有仰慕之心，她的這些說法可能會對青年產生誤導。作為一名有影響力的社會學者，她應該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
人物周刊：她同時提出“一夜情”是個人行為．認為應該允許多邊戀。
魯英：“一夜情”怎麼是個人行為呢?我們每個人都是社會人，承擔著自己的社會角色和社會責任。“一夜情”應該具體對待，譬如，未成年人之間的“一夜情”，已婚成年人之間的，未婚成年人之間的。
我一直覺得，每個人在尋求自己的快樂的過程中，都應該以不傷害他人的利益為前提，就“一夜情”來說，我們很難講是否會傷害到其他人。
人物周刊：李銀河覺得性更多的時候是道德問題．不關乎法律．隻要不影響其他人的利益．每個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選擇．您讚同麼?
魯英：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我們社會的很多公序良俗也是靠法律來保證的。社會健康發展不僅僅是法律問題，也是道德的問題。性問題在當下來說，顯然不是單純的性問題。它涉及道德問題和法律問題，存在社會屬性。
賣淫嫖娼一直都不是犯罪，
刑法規定組織容留賣淫才是犯罪
人物周刊：去年李銀河通過政協委員提出“同性婚姻”的立法建議．您讚同這個觀點麼?
魯英：我對她的這個做法很欣賞，通過政協委員或人大代表向立法機關提交自己的建議，參與社會的運行，這種模式可以推廣。至於能否采納並把它提到議事日程，我想人大會結合中國的國情來考慮。
其實，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社會轉型過程中，我們的社會已經越來越寬容，同性戀者的環境也比較寬鬆。從法律的角度講，並沒有禁止同性戀方麵的法律規定，但是“同性婚姻”是否要立法我覺得立法機關會有自己的態度。
人物周刊：李銀河同時認為賣淫嫖娼非罪．您是否認同?
魯英：我沒有看到李銀河關於這個問題的詳細表述。我想可能存在誤解，包括媒體在報道的時候，因為賣淫嫖娼一直都不是犯罪，我們的刑法規定組織容留賣淫才是犯罪。賣淫嫖娼是違法行為，對它的處理適用於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是一種行政處罰。
人物周刊：李銀河提出聚眾淫亂罪已經過時．從法律的角度來說．您是否認同?
魯英：聚眾淫亂在《刑法》中有規定，第三百零一條，“聚眾進行淫亂活動的，對首要分子或者多次參加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製。”
刑法對這方麵的規定既符合人倫又符合國情。聚眾淫亂影響十分惡劣，影響社會秩序、帶來社會糾紛，更有可能加速性病等疾病的傳播，有可能給多個當事人相互之間的感情帶來傷害，還有可能侵害與當事人有密切聯係的多個婚姻和家庭。即使在西方，對所謂“性愛派對”也是非常有爭議的，對此進行法律規定是對人類的行為和未來發展負責。
作為學者，李銀河的這一觀點，可以作為學術問題研究，但如果不分場合地發表，那麼，受影響最大的有可能是我們的年輕人。知識分子發言的時候應該注意自己言論的影響。
人物周刊：現在離婚率攀升，您認為這些問題的誘因有哪些?
魯英：原因是多方麵的，但我想最主要的是情感的破裂。
人物周刊：有人提出．性生活不美滿是婚姻不和諧的重要因素。您覺得呢?應該如何提升婚姻質量?
魯英：性在婚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不能把婚姻的所有不幸都歸入性生活的不和諧。如果婚姻不幸福僅僅因為性生活的不和諧，那麼我主張采用一些技術手段，提升夫妻間的性生活質量，比如接受一些培訓，或者使用一些器具，但是不能靠一夜情、多邊戀來消極地維持雙方的婚姻，那樣隻會給情感帶來更多的危機，直到破裂。
當然，如果性方麵的困境不能解決，也可以離婚嘛。在我國的《婚姻法》中，這是可以作為一個起訴的理由請求法院判決離婚的。
注：附錄中文章均摘選自《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9月1日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