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本已召開“東方會議”，確定了對華政策的主旨：“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阪垣征四郎是這一政策狂熱鼓吹者，他在1931年3月在日本陸軍步兵學校發表題為《從軍事上所見到的滿蒙》的講演，大肆鼓吹日本侵略中國東北。胡說“滿蒙”對日本的“國防和國民經濟生活有很深的特殊關係”，叫囂：“我敢於毫無顧忌地公然向世界宣布，這是帝國的現實問題。”他把中國東北稱作日本“國防的第一線”，認為，滿蒙的資源豐富，有著國防所必須的所有資源，“是帝國自給自足所絕對必要的地區。”並且，開發的餘地很大，他還說，“在對俄作戰上，滿蒙是主要戰場；在對美作戰上，滿蒙是補給的源泉。從而，實際上滿蒙在對美、俄、中的作戰上都有最重大的關係。”
1930年9月29日，在關東軍部隊長會議上，阪垣征四郎又作了題為《關於滿蒙問題》的講演，進一步鼓吹侵略中國東北和蒙古“是當前的急務”。
日本關東軍為了占領整個東北，亦即所謂的“滿洲”，進行了緊張的策劃。在進行這些罪惡策劃時，高級參謀阪垣征四郎始終扮演著主要角色。阪垣征四郎先是策劃製造了“萬寶山事件”，該事件始末如下——
萬寶山位於吉林省長春縣境內。1931年春，阪垣征四郎派關東軍特務化裝成日本商人，竄到長春活動。他們物色了一個名叫郝永德的中國人，慫恿他成立一個“長農水稻公司”，由郝擔任經理。郝永德起初膽小，擔心中國政府會找他算帳，但日本特務反複為他撐腰打氣，終於於4月1日正式掛牌成立了這個公司。郝永德遂以“長農水稻公司”的名義把萬寶山地區的三千畝國有山地租給中國的韓國僑民。
韓國僑民租得土地後，為引伊通河水澆田，在中國農民的田裏挖溝，使農田遭到破壞。中國農民吃了虧，便向長春縣政府申訴。縣政府遂在6月7日派專人去現場勸告韓國僑民停工。阪垣征四郎坐鎮於日本駐長春領事館內，密切注視事態發展，當下見韓國僑民停工，馬上派特務去給他們打氣，唆使韓國僑民繼續挖溝築壩，並派日本軍警前往“保護”。
中國國民忍無可忍，自動集合五百多人前往現場填溝，雙方發生衝突，日本軍警公然袒護韓國僑民，對中國農民開槍，打傷數人，並抓去數十人。
照阪垣征四郎的如意算盤，事情到這當兒，中國方麵肯定會出動軍隊，這樣就有了軍事進攻的借口，就可以發動“滿洲事變”了。但他沒有料到，中國方麵隻由長春縣政府派了些警察去，和日本軍警形成對峙，而未動手。這樣一來，如果日本方麵再以此為借口發動軍事進攻，那侵略野心就顯得太明顯了。於是，阪垣征四郎隻好另打主意。“萬寶山事件”所引起的後果是韓國國內被日本帝國主義煽起了仇華情緒，日本特務在韓國製造殺害華僑的慘案，這年7月上旬就有一百餘人被殺。阪垣征四郎接著策劃了“中村事件”。
1928年前後，東北興安嶺科爾沁右旗一帶土匪活動甚為猖獗。為此，東北軍炮兵參謀處長關玉衡和軍法處長王璞山在永平防地上書給炮兵軍長鄒作華，建議將編餘的炮兵屯墾殖邊。鄒作華軍長將報告轉呈張學良，得到批準，並發給屯墾軍經費四百萬元。屯墾軍以其中三十萬元購買蒙旗荒地，地點選在索倫之陽，北界索嶽爾濟山的分水嶺，沿洮兒河南至白城子，總長四百五十華裏；東西夾交流河、綽爾河之間，寬約三百餘裏，在交、洮、綽三條河的河穀之間。這個區域草木暢茂，沃野千裏，被劃為“興安屯墾區”。由於該區係軍方經營，所以嚴禁外國人入內。興安屯墾區成立伊始，東北長官公署曾照會駐沈陽的各國領事館說：“興安區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茂，惟恐保護不周，謝絕參觀遊曆。凡外國人要求入區者一律不發護照。”
日間諜中村震太郎在該區活動被捕，張學良指示以秘密處死為宜，因為本區已向駐沈陽各國領事照會不保護外國人來墾區遊曆在案；有的說弱國外交，一經暴露，一定是會被日本政府要回去，便會再派間諜來破壞；也有的說放他走出去，在路上殺掉。關玉衡再提出第二步辦法訊取中村震太郎的口供。
官佐會議結束後，即再進行審訊。在審訊中，中村震太郎不僅蠻橫如故，更加變本加厲地耍野蠻，竟與在場在官兵格鬥起來，激起士兵怒火。關玉衡也大怒，大聲下令：“捆倒了打！”
士兵正待動手，中村震太郎竟使出日本柔道本領與他們格鬥起來。關玉衡怒極，遂抽出戰刀要砍中村震太郎。中村稍稍收斂。訊問結束後，在命令中村震太郎在口供筆錄上劃押時，中村又借機廝打，結果被憤怒的士兵用槍托打暈在地。陸鴻勳營長說，象這樣隻有采取秘密處死的辦法了。關玉衡於是決定把諜犯一並槍決。為了嚴格保密，關玉衡又派團部中尉副官趙衡為監斬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