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下午，召開會議，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員會當眾宣布：
劉誌丹等同誌是無罪的，黨中央決定立即釋放！
關於劉誌丹冤案的平反經過，王首道在回憶錄裏記述詳盡：
當時，直接審理劉誌丹同誌案件的是戴季英，他當時任後方軍事委員會主席兼陝甘邊區保衛局的局長。我們一到瓦窯堡，他就拿出許多案卷來，作為劉誌丹等同誌是“右派”、“反革命”的“證據”。我們按照毛主席要“慎重處理”的方針，並不輕信這些案卷，立即進行調查訪問。
據調查了解，劉誌丹同誌從青年時代起就投身革命，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受黨委派到廣州黃埔軍校學習，積極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鬥爭。大革命失敗後，1928年，他和其他同誌一起組織領導了陝西渭南、華縣的武裝暴動，後來又到陝北開展遊擊戰爭。“九·一八”事變後，誌丹同誌曾先後擔任西北反帝同盟軍、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和紅二十六軍的領導職務。他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在他和謝子長等同誌的領導下，多次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對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的“圍剿”，使這塊根據地有了迅速的發展。1935年9月，原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徐海東、程子華同誌率領紅二十五軍長征到陝北，與紅二十六軍、二十七軍勝利會師，改編為紅十五軍團，劉誌丹同誌與徐海東等同誌共同指揮作戰，在甘泉的勞山、富縣的榆林橋打了兩個大勝仗，消滅了敵人一個師和四個營，給“圍剿”根據地的敵人以沉重打擊，為毛主席、黨中央和中央紅軍落腳陝北創造了條件。從他的全部曆史和全部工作看，誌丹同誌一貫是堅定不移、忠心耿耿的共產黨員。像這樣一位同誌，怎能說成是“右派”、“反革命”呢？
我們又了解到，誌丹同誌和群眾的關係非常密切。他對陝北許多村子有多少人家、多少窯洞，都記得一清二楚。他處處關心群眾生活，不管鬥爭多麼艱苦，總是教育幹部和群眾不要拿群眾一針一線。他在陝北群眾中有很高的威望，人們親切地稱他“老劉”，千方百計地給“老劉”的部隊以支持和掩護。正因為有了這種魚水相依的關係，陝北根據地才能在艱難困苦中建立和鞏固下來。我們一到陝北，就聽到了當地流傳的一首民歌：
“正月裏，是新年，陝北出了個劉誌丹。劉誌丹來是清官，他帶隊伍上橫山，一心要共產……”
這首民歌充分體現了陝北人民對誌丹同誌的高度信任和無比熱愛。一個深受廣大人民擁護和愛戴的群眾領導，又怎能是一個“右派”和“反革命”呢？
我們又進一步調查了誌丹同誌被捕的經過。……這裏，劉誌丹同誌表現了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光明磊落的氣概。
在掌握了大量事實之後，我們就向戴季英提出：如果劉誌丹他們這批幹部都是反革命，那麼這塊革命根據地是怎樣建立和發展起來的？這裏的對敵鬥爭是怎樣堅持下來的？對於這些問題，他都答不上來。但他仍頑固地堅持有案卷、口供為據。我們仔細地閱讀了那些案卷，發覺其中所列舉誌丹同誌的“罪狀”都是不能成立的。所謂劉誌丹執行“富農路線”，是指他在土改中，對地主不搞肉體消滅，給富農以生活出路；所謂“梢山主義”，是指他堅持農村割據，開展遊擊戰爭，不攻打大城市；所謂“投降主義”，是指他在統戰工作中團結國民黨中的愛國人士，等等。顯然，這些“罪狀”，隻能證明劉誌丹等同誌堅持了正確的路線。我們還繼續提問了幾個所謂“犯人”，當他們知道我們是黨中央、毛主席派來的時候，就敢講真話了。經過再三審查，證明所謂“口供”中，除極少數是壞人故意捏造事實，蓄謀破壞外，其餘都是逼供信所造成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