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的國書
北條時賴、長時、政村等人統治的二十多年間,鐮倉幕府達到了它的全盛期,得宗專製政權也逐漸穩固。不過武士們在掌握了政權以後,也很快奢靡腐朽下去,大有向京都公卿們看齊的跡象。為此,北條時賴等幕府執權大力提倡勤勞節儉,據說時賴本人的日常起居就相當簡單,即使住所殘破了也隻是略加修繕而已,筵席上每每用味甑湯來替代酒水,《徒然草》中還記載著其母鬆下尼親手為兒子修補破損的門幛的軼事。
然而盛極而衰,否極泰來,本是人世的常理,執權政治的種種危機暫時被壓製了下去,卻最終通過“文永·弘安之役”沉渣泛起,醞釀一次總的爆發。咱們先從文永三年(1266年)說起吧,當年六月,將軍宗尊親王不滿執權北條氏的專斷,遂與親信武士們密謀發動政變,消息泄露後,連署北條時宗廢黜了宗尊親王,另迎其子惟康親王就任征夷大將軍。
為什麼動手廢立的是連署,而不是執權呢?這是因為北條時宗乃是時賴的嫡子,繼承了得宗的地位,而長時、政村兩代執權卻並非一門家督。北條時賴因為健康原因,於三十歲的盛年就退位隱居,把執權之位傳給堂叔北條(赤橋)長時,但他仍在幕後操控一切。弘長三年(1263年)十一月,北條時賴去世,享年三十七歲,遺言讓兒子時宗備位連署。次年(1264年)八月,執權長時也掛了,傳位給他的堂叔北條政村,同時,年僅十四歲的時宗正式就任連署。可以說,北條長時的時代,乃是北條時賴時代的延續,而北條政村的時代,卻是北條時宗時代的開端。
當時北條執權如日中天,儼然日本唯一的統治者,經常有人跳過天皇、幕府將軍稱執權為“日本國王”,而執權們也都甘之如飴。就當這些北條氏的國王們還在考究傀儡將軍問題的時候,隔海相望的中國大陸卻已經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開平稱蒙古大汗,九月擊敗政治對手阿裏不哥於甘州,當年十二月,高麗王國向蒙古稱臣。
忽必烈野心勃勃,不僅想南下滅亡早已殘腐不堪的南宋王朝,還打算東渡大海,兼並日本。不過日本蕞爾小邦,僻在荒遠,派兵攻打實在太不劃算,以忽必烈最初的心思,是想派遣一介使臣說服日本主動歸降,如同高麗國故事。
這位蒙古使臣名叫黑的,不過他最初並沒有真正到達日本。在進入高麗國以後,國王認為海上風浪極其危險,怎能讓上邦使節受此顛簸?於是派起居舍人潘阜代替黑的前往。文永四年(1267年)九月,潘阜來到日本,呈遞高麗國書。
自從白村江水戰被唐朝打敗以後,日本基本上就沒有遭遇過來自外部的強大壓力,一晃眼六百多年過去了,朝野上下莫不以為世界隻有日本和西方和平的大國中國,以及高麗等中國的附庸國,內部再廝殺得厲害,外界絕無紛爭。所以日本朝廷在不明了大陸形勢的情況下,遲遲未肯回書高麗。
於是黑的等不及了,於次年(1268年)元月親自渡海來到太宰府,遞上蒙古國書,並請盡快給予答複。當地的守護少貳資能急將國書送往鐮倉,幕府接到一看,上寫:“高麗,朕之東籓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誌,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雖然隻寫著“通好”,沒寫要日本臣服,但明確給出了“以至用兵”的威脅。幕府不敢擅專,立刻上奏朝廷。
日本和南宋的關係一直很好,雙方通商往來頻繁,日本本身金屬缺乏,不鑄銅錢,全靠從南宋進口。基於這種考量,日本又怎能向南宋的敵國蒙古低頭呢?一時間朝議洶洶,全都認為不可,連回信都不肯寫,就派兵“恭送”黑的離境。
不過既然蒙古人已經作了開戰的威脅,日本當然不能不預作防備,於是幕府下令讚岐等國的禦家人做好戰鬥準備。當年三月五日,北條政村自認為年老體衰,無法麵對如此危局,幹脆把執權之位讓給了連署、年僅十八歲的北條時宗。
是戰是降,你總得給個答複吧,黑的兩手空空,這可怎麼回去向大汗忽必烈交代呀。於是文永六年(1269年)三月,黑的再次渡海來到日本最西北方的對馬島,要求獲得返書,在遲遲得不到回複後,幹脆大肆搶掠一番,然後才打道回國。蒙古人野蠻,高麗人還算文明,知道光靠武力解決不了問題,於是當年九月,高麗自己再派使者來到日本,送還了半年前搶走的兩名對馬島民,並且呈遞上蒙古中書省的最後通牒。
第二年,日本朝廷終於決定正式寫下拒絕通好的國書了,先擬定草稿送到鐮倉,等執權北條時宗點頭後,才派使者送往高麗。這種強硬的態度,終於激起了忽必烈武力征服日本的野心……
●文永之役
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正式稱帝,建立大元帝國,一方麵以摧枯拉朽之勢攻打南宋,一方麵也做好了渡海侵略日本的準備。到了文永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在朝鮮建立征東行省,征發高麗船工、民伕三萬五千人,建造了九百艘大戰艦。當年十月,他以忻都為都元帥,洪荼丘、劉複亨為左右元帥,率領大軍四萬,從朝鮮的合浦出發,浩浩蕩蕩遠征日本。
十月四日,元軍在對馬島附近出現,守護代(守護的代理人)宗助國父子率八十騎攔阻,詰問上陸理由,卻被毫不留情地殲滅了。十五日,元軍又占領了壹岐島,守護代平經高以下百餘人戰死。二十日,四萬元軍在九州的博多登陸,日本幕府方麵則聚集了少貳經資、大友賴泰、菊池武房、島津久經、竹崎季長等九州諸國兵馬,甚至寺院僧兵,總計十萬兩千人,前往迎戰。
上午時分,在百海原地區,激烈的戰鬥打響了。日本騎馬武士分別在家主的率領下,首先以許多個數百人的小隊,向排列成密集方陣的元軍步兵陣地展開突襲。麵對這種蒙古人初起家時候的古老戰法,元軍擺開了各種火器應對,據日本方麵記載,一種名叫“震天雷”的火藥球不斷在日軍陣中爆炸,爆炸時發出如同百雷落地般的巨響,使得日方的騎馬武士和戰馬全都驚恐不知所措,煙霧中,鐵屑、瓷片四下紛飛,給隊形密集的日本武士集團造成了非常嚴重的殺傷。
雙方的武器裝備和戰爭技術實在相差太遠了,六百多年以來,大陸的武器配備已經從純冷兵器進化到冷熱兵器並用的階段,戰術也有了長足的進步,而日本方麵幾乎和白村江水戰時候相差不遠。僅以弓箭而論,元軍使用的複合弓射程較遠,射擊周期也比較短,而日方的纏藤弓大多隻是單體弓,射程近,過長的箭支也使射擊周期延長,再加上元軍的箭支上浸過毒藥,日軍中者無不肌膚糜爛。元軍在作戰時擊鼓鳴金,也使得日軍的馬匹驚躍狂奔,無法控製。另外,習慣於“一騎打”戰術的日本武士在和使用先進集團戰術的元軍進行短兵作戰時,付出的損失更為巨大。
盡管在武器上日方要落後許多,但是為了保衛自己的家鄉,他們表現出了非常頑強的鬥誌。尤其少貳經資、菊池武房、竹崎季長等人,率領手持薙刀、身披薄弱鎧甲的騎馬隊,不斷頑強地向元軍陣地發動突擊,使得元軍的遠程武器失去作用。混戰中,元軍副元帥劉複亨中流箭落馬,從而士氣大衰,損失慘重的日軍趁機撤退,憑藉水城(白村江戰後建築的一座巨大水壩)重新布陣。元軍害怕遭到日軍的夜襲,不敢在陸地上紮營,退回船上進行休整。
不料當天夜間,海麵上突然刮起了猛烈的台風,元軍船隻被傾覆二百餘艘,落水淹死者不可勝數。當二十一日晨光熹微,日軍來到海岸邊時,卻發現海麵上不見敵軍,隻剩下了一些破碎的木片。幕府的武士們不敢相信自己已經勝利了,直至抓到了元軍的俘虜後才派遣快馬進京報捷。此戰元軍戰死、溺死大半,最後輾轉回到大陸的隻剩下一萬三千五百人——史稱“文永之役”。
朝廷得報後大喜若狂,龜山上皇巡回各大寺廟神社,到處做“異國降伏”的祈禱。然而年輕的北條時宗卻並沒有被勝利衝昏頭腦,在冷靜分析了形勢以後,他認為元是大過日本百倍的大國,不會因為一次戰役就遭受重大損失,停兵罷戰。於是,他命令各國守護回國征發全國六十五歲以下的男子充當預備役士兵,各寺院的僧兵也被動員起來保衛國家,加強軍備建設,並組織民夫修建環繞博多灣的堅固石堤。同時,他對各國武士也作出了細致的分工:四國、九州地方的武士在本地加強防禦;中國地方的武士防守堪稱西門鎖鑰的周防、長門,並隨時準備支援四國、九州的抗戰;京畿、關東地方的武士馳援京都;奧羽地方的武士也要隨時做好戰鬥準備。
初戰失利,忽必烈惱羞成怒,一方麵重整旗鼓,準備二度入侵日本,另方麵也繼續派遣使臣,想要說服日本投降。然而北條時宗的態度更為強硬,建治元年(1275年)九月,他在龍之口處斬了元使杜世忠,弘安二年(1279年)七月,又在博多處斬了元使周福和欒忠。
看這些可憐的掉了腦袋的使臣的名字就可知道,他們不是漢人就是高麗人,而根本不是蒙古人。事實上,忽必烈先後兩次派遣大軍進攻日本,主力部隊都是南宋的降人和高麗人,真正安插在其中的蒙古兵寥寥無幾——想想也是,要出身草原大漠的蒙古兵橫渡大海,那還不直接要了他們的命嗎?
●弘安之役和幕府的衰敗
1279年二月,元朝滅亡了南宋,完全統一中國,勢力更為強盛。到了1281年,忽必烈再次下詔東征,派出兩路大軍:一路由忻都、洪荼丘率領四萬作戰部隊,戰船九百艘,從朝鮮出發;一路由範文虎率領攜帶農具、稻種的十萬江南屯田部隊,戰船三千五百艘,從揚子江口出發。兩軍約定於六月中旬在壹岐彙合,作戰部隊主管作戰,屯田部隊在被占領區屯田,以為長久之計。
六月初,負責作戰的元東路軍進展神速,不待江南軍到來,先繞過了對馬和壹岐,直接南下侵入博多灣,攻克了誌賀島。然而因為日本幕府方麵預先做好了比較充分的準備,在博多附近建起了牢固的石堤,使得元軍的戰艦在到達日本近海時,竟找不到一處可以登陸的地點,隻好停泊在海麵上等待時機。
在停泊於海上的一個月裏,元軍進行的幾次強行登陸作戰都宣告失敗,並且一直遭到河野通有、草野四郎等人所組成的海上敢死隊的襲擾。這般的船上作戰,全靠個人水性和武力拚鬥,元軍的步兵集群戰術根本無從發揮,因此雙方互有損傷,誰都無法真正改變戰局。元軍被迫退到肥前的鷹島,等待江南軍趕來會合。
六月底,元江南軍的先遣部隊攻入壹岐,七月初,南北兩軍終於完成彙合。然而就在即將發起總攻的七月三十日,元軍再次遭到台風的猛烈襲擊,兵船大部分沉沒,生還者還不到十分之一——這次對日本的失敗遠征,史稱“弘安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