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六日，正成、義貞、顯家的部隊開始對細川定禪駐紮的三井寺發動突擊。在官軍優勢兵力的攻擊下，三井寺的細川軍全麵崩潰。從二十七日到三十日，官軍對京城中糧盡氣衰的尊氏叛軍發動了長達四天的總攻，到三十日傍晚，京都收複，尊氏及殘兵數萬人遁入曾經是他發家之地的丹波篠村。二月三日，尊氏繼續西逃到了攝津的兵庫。十日，足利直義的殿軍被義貞、顯家軍擊敗。十一日，在以阻截義貞、顯家軍為目的的豐島河原之戰中，尊氏軍再度被擊敗——這回尊氏敗得好慘，當他乘船逃到備後時，部屬僅僅剩下了兩千人。
眼看尊氏敗局已定，建武君臣歡天喜地開宴慶功，隻等朝敵首級一到便可論功行賞。楠木正成趁機進諫後醍醐天皇，警告說“新政失卻民心，遂使武士倒向尊氏”、“此時當用懷柔政策，赦免尊氏一切罪責，主動詔其還朝”、“如持明院統再起，則國家危矣”。
因為正成非常清楚，各國武士對建武新政的失望，不會因為尊氏一人或者足利一族的滅亡而就此煙消雲散的，如果後醍醐天皇不改變重用貴族、輕視武士的態度，那麼新田義貞也可能變成足利尊氏，名和長年也可能變成足利尊氏，甚至連自己都可能會有失望蛻變的一天。大勢如此，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當然，後醍醐天皇對此完全聽不進去。
後醍醐天皇一心想要恢複天皇往日的榮光，權柄在手，不受公卿、武士的製約，然而皇族並非僅他一人，高高在上的他當然可以這麼想，被壓在底層的持明院統諸人可是別有心思。且說被迫遠離根據地關東，避於備後一隅的尊氏，此刻突然接到了被廢的持明院統舊帝光嚴院的院宣。院宣命令尊氏聚集兵馬，討伐偽帝後醍醐和匪將新田義貞，重扶光嚴院複位。勢窮時衰的尊氏一黨喜不自勝，立即豎起光嚴院的禦旗，宣布討伐逆賊新田義貞，並手持院宣在各國征兵。十五日，應九州豪族的敦請，飄揚著光嚴院禦旗的尊氏軍堂堂正正地西下了。
二十五日，當尊氏到達築前的蘆屋浦時，九州豪族少貳貞經首先派遣五百騎人馬前來迎接。然而，肥後的菊池黨首領菊池武重時在新田軍中，其弟菊池武敏當然不肯賣尊氏的帳，一聽說尊氏到了九州，二話不說，上來就把親尊氏的少貳貞經殺了個人仰馬翻。
三月二日，菊池黨同尊氏軍在多多良濱打了場狠仗。菊池黨雖然兵數占優，卻多是烏合之眾，一開始還占有部分優勢，後來卻節節敗退，等到同盟的鬆浦黨陣前倒戈，終於全線潰敗——尊氏的好運氣來了。
須知因為抗元戰爭的洗禮和磨煉，九州、四國豪族們的勢力普遍龐大，雖然龐大，卻極艱苦。這是因為元軍到來之時，九州、四國的豪族們首當其衝，被迫征兵拉伕，殊死抵抗，然而戰後卻很少能得到幕府的獎勵，一族郎黨不可能散去歸農，人人心懷怨憤。好不容易盼到幕府倒台，然而所謂的“建武新政”也無法給他們以實利和補償，皆恨朝廷入骨，莫不希望再建一個能對自己有利的武士政權。尊氏的到來，使他們終於看到了一線曙光。
於是趁著官軍因勝而驕，追趕不力的契機，足利尊氏在九州晃蕩了不過一個月，就拉起了一支龐大的部隊，號稱五十萬，於延元元年（1336年）四月三日啟程，分水陸兩路浩浩蕩蕩地踏上了東征之途。
●湊川合戰
播磨重鎮白旗城正卡在中國通往九州的要衝上，官軍、叛軍雙方都非常重視它的存在價值，足利尊氏臨走前，特意留下名將赤鬆則村及兵士五百名防守該城。果然他前腳才離開，新田義貞後腳就到了，親率六萬大軍進攻白旗城。然而在長達三個月的攻城戰中，義貞用盡各種辦法，卻始終未能將其攻克，赤鬆則村的奮戰為足利尊氏贏得了寶貴的喘息時間。最後新田義貞隻得留下一支部隊繼續圍城，自己則和弟弟脅屋義助轉向攻略其它城池。
且說延元元年（1336年）四月間，足利尊氏果然卷土重來。到了五月十日，正在攻打備中福山城的新田義貞部將大井田氏經首先遭到足利直義軍突如其來的攻擊，全軍覆沒。正在圍困備前三石城的脅屋義助也遭到直義軍的襲擊，被迫撤圍而去。當新田義貞得知消息時，在他“大中黑”家紋的旗幡兩翼，已經布滿了畫著“二引兩”（足利家家紋）的白旗……
麵對如此龐大的敵軍軍勢，京都朝廷再度手足無措。隻有楠木正成足夠沉著，他早在尊氏西渡以後，就已經開始考慮未來的形勢對比和相應的防禦對策。當後醍醐天皇向正成問計時，他胸有成竹地奉上了寫成已久的《楠木奏折》。在此奏折中寫道：“尊氏率築紫九國之眾進犯京都，其勢如洪水猛獸。如以我疲兵對之，以慣常之法戰之，則必敗無疑。應召回義貞，君王退避山門，正成退守河內，引賊入京，遂以兵封鎖澱川河口，切斷京城聯絡，絕其糧道，派兵騷擾，敵必疲憊不堪。此時，義貞自叡山、正成自河內，兩翼進攻，則朝敵一舉可滅。”
然而短視的公卿們卻竭力反對這一正確戰略，似乎在他們看來，真正的朝敵不是急欲竊取皇統的足利尊氏，反倒是要剝奪他們來之不易的優裕生活的楠木正成。後醍醐天皇也是同樣想法，他駁回了正成的奏折，命令他率兵出京去協助新田義貞，抵禦足利叛軍。
因為建武新政失去人心，最主要是失去了各地的武士之心，據說竟連聲威赫赫的楠木正成在本領內征兵，一門郎黨都麵有難色。正成知道官軍兵力既薄，士氣低落，又缺乏足以製約敵方的水軍力量，此去無異於以卵擊石，必無生理。於是他留下主力部隊以保存反攻的實力，自己隻帶了胞弟正季和五百名親信武士馳往前線。
在京都西麵的櫻井驛，正成和年僅十一歲的幼子正行演出了曆史上有名的“櫻井決別”。日本江戶時代著名詩人賴山陽曾經有《過櫻井驛址》一詩，緬懷楠木正成：
山崎西去櫻井驛，傳是楠公訣子處。林際東指金剛山，堤樹依稀河內路。想見警報交奔馳，促驅羸羊委獰虎。問耕拒奴織拒婢，國論顛倒君不悟。驛門立馬臨路岐，遺訓丁寧垂髫兒。從騎肅聽皆含淚，兒伏不去叱起之。西望武庫賊氛惡，回頭幾度睹去旗。既殲全躬支傾覆，為君更貽一塊肉。剪屠空複膏賊鋒，頗似祁山與綿竹。脈脈熱血灑國難，大澱東西野草綠。雄誌難繼空逝水，大鬼小鬼相望哭。
時為延元元年（1336年）五月二十五日，著名的“湊川合戰”就此展開。朝廷方麵，以脅屋義助軍五千守衛經島，大館氏明軍三千扼守南之濱，楠木正成、正季的五百騎兵在西之宿布陣，總大將新田義貞則在和田岬本陣駐紮，策應各部。足利軍則以尊氏將水軍，直義將陸軍，齊頭並進，殺向京都。
首先尊氏水軍在直義陸軍的配合下，於長達十數裏的海岸線上展開了聲勢浩大的登陸作戰，脅屋義助的經島守軍在經過頑強抵抗後放棄了陣地。於是直義大軍鋪天蓋地地卷向楠木正成鎮守的西之宿，五百楠木武士瞬間就被淹沒了。然而，楠木武士早已舍棄了求生之念，他們的驃悍敢鬥完全超出了敵人的想象，“菊水”（楠木家紋）旗如同猛虎般楔入敵陣，足利軍似波開浪裂一般，連足利直義本人也被流箭射中馬足，幾乎死在亂軍之中。
足利尊氏遠遠望見這般情景，立即派遣高師直率六千兵馬前往增援，代替直義指揮作戰。楠木正成在進行了多達十六次衝鋒後，氣勢也終於到了衰竭的時候。此時合戰已經進行了六個時辰，他環顧四周，發現自己身邊僅剩下了七十三騎，於是長歎一聲，與正季二人一同走入湊川神社旁的一間民房，伏刃自盡，享年四十三歲。據說臨終前，楠木正成曾詢問正季說：“你還有什麼願望嗎？”正季回答道：“願和兄長七生報國，消滅朝敵！”
楠木正成對建武政權的愚忠被後世統治者利用，尊其為“軍神”。就其本人能力和品格來說，無愧於一代名將，然而明知建武新政完全是開曆史的倒車，“天下已經背離了君王”，他仍奮不顧身直到戰死，卻不能不說是受了後醍醐天皇大力鼓吹的朱子學毒害，於國於民都是無益的。
古代日本的鎧甲及其演變
古代日本的鎧甲樣式非常獨特，大致經過了掛甲、大鎧和具足三個發展過程。日本現在發現的最早的成型鎧甲，大致對應著古墳時代，基本屬於掛甲。所謂掛甲，是指甲片層層相疊，下一層甲片必然覆蓋上一層甲片的底部。我國商周時代也大量使用掛甲，其後逐漸演化為棉襖甲——即將甲片補綴於襯裏上，互不覆蓋，或者上片覆蓋下片頂部，與掛甲正好相反。
日本掛甲的主體，也即身鎧，大多用金屬或皮革的甲片縫合而成，形如背心，肩部有帶相係。到了奈良時代，因為大量學習中國文化，原本在肩頭打結的四條帶子，逐漸變成由後背向前胸延伸的兩條帶子，結紐在胸前，類似於流行於我國南北朝直到五代時期的兩當鎧。
日本古代鎧甲發展的第二個時期，是大鎧時期。大鎧產生於平安中期，至鐮倉時代達到頂峰。大鎧多由竹木所製，在關鍵部位加綴金屬或皮革的甲片，甲片也多是下層覆蓋上層底部，究其根本來看，仍屬於掛甲一係。大鎧有幾個獨有的特色，是世界各古代民族鎧甲樣式中都很罕見的。
首先，身甲除仍以肩帶固定外，並非“套頭衫”，而在一側開口（多在左側），上麵覆蓋“脅楯”（一套獨立的甲片，由肋下一直延伸到大腿）。其次，在胸前垂掛有兩條甲片，右邊的長而且寬，稱為“栴檀板”，左邊的較短而狹，稱為“鳩尾板”。當武士伸長左臂，側身拉弓放箭的時候，鳩尾板正好遮蓋住心口；而當在馬上用右手揮舞太刀的時候，栴檀板也可以防護最大的破綻——右胸或右脅。第三，知名武士的頭盔上一般會設置純粹隻具有裝飾作用的金屬飾品，大多設置在頭盔前方，稱為“前立”，主要的形製是“鍬形”。
到了室町時代，戰爭日益頻繁，規模也日益擴大，戰爭模式逐漸從騎馬武士間的衝殺向步兵集群作戰發展。在這種背景下，原本低級武士所穿著的樸素的胴丸，以及雜兵所穿著的簡陋的腹卷和腹當（身甲開口在背後而非脅下）逐漸大行其道，並且合流，發展為具足。
具足和大鎧相比，有如下幾點不同：一，甲片變大，連綴方式變簡單，因此製作工藝也更簡便，製作流程縮短；二，刪去了很多不實用的金屬部件，代之以實用的部件，防護更為嚴密；三，種類樣式繁複多樣，包括頭盔上的裝飾品也五花八門，並且大量出現裝在頭盔側麵的“脅立”、頂部的“頂立”，以及裝於後部的“後立”。
到了江戶時代，大規模的戰爭已經停息，具足的裝飾性重新抬頭，又添加上很多已被淘汰的大鎧上的零散部件，這種具足被稱為“當世具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