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而後工”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由於缺失性體驗所引起的感知的變異。從一定意義上說，人們所看到的往往是他們所體驗到的，因此，淚眼朦朧中所看見的景物與平時眼中看見的景物不同，它顯示出特異的色彩，而富於詩情畫意。如李煜從堂堂一國之君變成國破家亡的俘虜以後，備嚐人間的痛苦與侮辱，他自己在《與故宮人書》中感歎道：“此中日夕隻以淚洗麵。”他的失落、孤獨、憂傷、淒苦和絕望都是世間少有的。這樣，他就用一種哀怨淒絕的眼睛來看世界，用一顆破碎的心來想世界。看到充滿生氣的春草，他寫出卻是：“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聽到平常的風聲和雨聲，他寫出卻是：“秋風多，雨如和，簾外芭蕉兩三窠，夜長人奈何”；想到高樓，寫出卻是：“高樓誰與上？長記秋晴望”；想到漫漫的春水，寫出卻是：“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由於“窮”到極點，其憂傷、絕望之情不但對景難排，而且給所有的景物都染上一層淒婉哀傷的抒情色調，盡管那情緒是消極的，但誰也不能否認他的詞是獨具一格的出色之作。
“窮而後工”的再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缺失性體驗所引起的想象的定向化。當詩人處於痛苦、憂傷、焦慮中時，對其所失去的或力求獲得的對象，就往往充滿一種向往之情，用情的專一使他的想象的定向化變得深摯動人。如愛國詩人陸遊一生的理想就是收複中原，但他屢遭投降派的打擊，理想不能實現。正如他自己所寫的“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這就是陸遊的缺失、憂傷、痛苦和焦慮。這種情感使他“執於一念”，無論見什麼或做什麼，都會聯想到“掃胡塵”“靖國難”，收複中原。他看到一幅馬圖，立即聯想到的是“嗚呼，安得毛骨若此三千匹，銜枚夜渡桑幹磧”；寫幾行草書，也想象到與敵人作戰：“酒為旗鼓筆刀槊，勢從天落銀河傾……須臾收卷複把酒，如見萬裏煙塵清”；賞小園牡丹，卻想到“洛陽牡丹麵徑尺，鄜疇牡丹高丈餘……周漢故都亦豈遠，安得尺箠驅群胡”；他喝醉了酒，卻發出這樣的感慨：“壯心未許全消盡，醉聽檀槽出塞聲”。他的報國仇、雪國恥的心事，不但在清醒時念念不忘，即或在夢境中，也難於排遣，他寫道：“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台。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如果陸遊不是因為“窮”，不是因為缺失、憂傷、痛苦、焦慮，他會有如此激越高昂的想象力而寫出“一語勝千百”的極“工”的詩篇來嗎？
詩不能“窮”人，但“窮者而後工”，而且“愈窮則愈工”，則是無疑的。這樣，我們也就理解了恩格斯為什麼不說“快樂出詩人”，而說“憤怒出詩人”。
[1] 王水照：《宋代散文選注》，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20頁。
[2] 李壯鷹：《中華古文論釋林·北宋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87頁。
[3] 李贄：《雜說》，蔡景康：《明代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頁。
[4] 劉鶚：《老殘遊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頁。
[5] 魯道夫·阿恩海姆：《藝術與視知覺——視覺藝術心理學》，滕守堯、朱疆源，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