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偵探小說承傳了公案小說的血脈,從內容到形式完成了一次完美的現代轉型。但是,不可否定的是,誕生在中西兩種不同文化語境裏的偵探小說和公案小說,它們有著完全不同的價值體係。偵探小說體現的是現代的理性思辨精神,講究的是科學與民主,弘揚的是法治思想和社會正義。作品中的私家偵探帶有強烈的個性色彩,他是現存法律製度的叛逆者,試圖在當下法律規範下建立公平與正義,以實現個體的價值與理想,本質上從屬於“民間立場”。而公案小說呈現的是政治的倫理和道義上的因果關係,體現了一種在王權統治之下的群體思想,不論是包公、於公還是狄公,他們對於現存意識形態都帶有先天的維護意識,本質上從屬於“官方立場”。
三
西方偵探小說大規模的引入,為中國偵探小說的發生打造了絕佳的模板,而傳統公案小說的倫理價值則為中國偵探小說的誕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在兩種各具特色的文類催化下,作家們的創作意識被激活,他們開始借鑒西方偵探小說的敘事技巧進行創作。當然,借鑒並非隻是機械的模仿,這裏麵隱藏著偵探小說作家在遭遇中西兩種文學觀念時的艱難抉擇。不可否認,最初的偵探小說作者基本上都是“舊式文人”,他們大多以寫言情小說起家,在創作過程中,一方麵極力模仿西方偵探小說的藝術技巧,另一方麵又很難擺脫傳統小說觀念的影響。在經曆了一係列富有成效的“交往”與“對話”中,中國偵探小說作家開始逐漸領會並有選擇地“拷貝”西方偵探小說,最終形成有中國風味的偵探小說。
根據現有的文獻,中國最早的偵探小說是1901年由劍铓創作的《夢裏偵探》[5],至1904年以後,中國偵探小說的創作才有所發展。1905年,《江蘇白話報》第一期刊載了由挽瀾創作的《身外身》和《美人脂》。同年,《廣益叢報》第六十五號刊載了冷血(陳景韓)的《歇洛克來遊上海第一案》。1906年,廣智書局出版了吳趼人的《中國偵探案》。1907年,《月月小說》第七號刊載了周桂笙的《上海偵探案》。1908年,《月月小說》第二十一號刊載了黃翠凝的《猴刺客》,該作品是目前能見到的早期比較成熟的中國原創偵探小說。這是張坤德首次譯介福爾摩斯探案十餘年後,出現的現代意義上的偵探小說。這一方麵是因為偵探小說文體太先鋒,敘述內容太豐富,邏輯要求太嚴謹,而使眾多意欲創作偵探小說的作家望而卻步。偵探小說的寫作不但要求作者具備文學的素養,還應兼備文學之外的諸多知識,比如邏輯學、心理學、犯罪學、化學、醫學等。另一方麵,在於作家的價值趨向。作家在進行文學創作時往往受製於自身的文化背景。中西文化有著截然不同的價值趨向,中國文化屬倫理型文化,注重以社會為主動、個人為受動的關係連接起來的社會秩序,西方文化屬科學型文化,追求個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而引出的社會結構。偵探小說作家對法律的訴求、對科學的期盼、對正義的矚望都帶有特定的文化印痕,而晚清作家尚未完全掙脫倫理型文化的“羈絆”,他們在“東張西望”中漸漸成熟。
吳趼人和周桂笙是當時著名的小說家與翻譯家,但無論是吳趼人的《中國偵探案》,還是周桂笙的《上海偵探案》,從文體到內容仍屬公案小說的範型。尤其是吳趼人,他試圖革新中國傳統的公案小說,以適應新的時代和新的讀者,《中國偵探案》就是他革新的結果。周桂笙的《上海偵探案》盡管也是“公案體”,但其在敘述內容上明顯汲取了“西洋文明”。從吳趼人和周桂笙的創作中,可以發現這麼一條規律,中國最初的偵探小說創作經曆了由“公案體”到“偵探公案體”的演變過程,這也印證了中國偵探小說的生成深深地根植於本民族的文化土壤,而非純粹“西風東漸”的結果。
隨著“偵探公案體”作品的增多,中國偵探小說作家開始在模仿中反思,在反思中創新,在創新中成長,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國時代特色的偵探小說。至20世紀20年代中期,文壇上出現了第一個偵探小說作家群,主要作家有程小青、孫了紅、陸澹庵、俞天憤、張碧梧、趙苕狂、何樸齋、徐卓呆、胡寄塵、張無錚(張天翼)等,產生了一批像霍桑、魯平、蝶飛、李飛、宋悟奇、胡閑等“中國式”的偵探,這些“新新偵探”在讀者中享有盛譽,其中被稱為“中國福爾摩斯”的大偵探“霍桑”更是聲名遠揚,成為上海市民心中的英雄偶像。創作的繁榮與讀者的接受,使得中國偵探小說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在早期的原創偵探小說中,讀者反映強烈的主要作品有: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孫了紅的《俠盜魯平探案》、俞天憤的《蝶飛探案》、陸澹庵的《李飛探案》、張碧梧的《家庭偵探宋悟奇新探案》、趙苕狂的《胡閑探案》、張無錚(張天翼)的《徐常雲探案》、王天恨的《康卜森探案》、何樸齋和俞慕古的《東方魯平奇案》等。
至此,已完全擺脫傳統公案小說束縛的中國偵探小說呈現出與西方偵探小說一致的審美特性——神秘、驚恐與懸疑。偵探小說鮮明的審美特性是神秘性,案情撲朔迷離,案犯蹤跡不明,結局指向莫測。作者與讀者似乎在不斷地進行著設謎和解謎的遊戲,從而也就在不斷地進行著建構、顛覆、重構、再顛覆的解密過程,使讀者在“奇詭突兀”、“劌心怵目”[6]的高峰體驗中揭開謎底。偵探小說最具刺激性的是強烈的驚恐性。偵探小說總會牽涉謀殺、搶劫、爆炸等暴力場景的書寫,而暴力行為的描寫往往能夠使處在相對安全環境裏的讀者的“暴力”本能得以導泄。人類的心理中都有一種“暴力”的本能,閱讀偵探小說能使讀者產生“驚駭錯愕、目眩心悸”[7]。的心理體驗。偵探小說最具吸引力的是懸疑性,懸疑也即作家在作品中營造的緊張而神奇的懸念,懸念成為偵探小說作家營建情節的樞紐,啟迪讀者心靈的鑰匙,懸念也成為讀者對人物命運和情節推進的預測和充滿激情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