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探小說源於西方的啟蒙時代，自1841年美國作家愛倫·坡開創偵探小說的寫作範式以來，經柯南·道爾、克裏斯蒂、奎因、勒布朗、西默農、埃科等作家的不斷拓展與創新，偵探小說已不再是一種僅供讀者消遣的通俗讀物，而是作為一種雅俗共賞的文類躋身文學經典之林，並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吸引了現代世界的廣大讀者。
一
中國偵探小說是典型的“舶來品”，它發生在特定的曆史語境裏，經曆了譯作、仿作到自創的演變過程。梁啟超主辦的《時務報》和《新小說》是譯介偵探小說的倡導者和理論實踐的先行者。1896年，《時務報》刊發了由張坤德翻譯的柯南·道爾的偵探小說《歇洛克嗬爾唔斯筆記》，這是中國最早引入的偵探小說。此後，西方偵探小說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其中影響最大、最受讀者青睞的當屬《福爾摩斯探案》。除《福爾摩斯探案》外，其他西方著名偵探小說家的作品也被譯介到中國。在眾多的譯介偵探小說中，法國著名偵探小說家莫裏斯·勒布朗創作的俠盜加偵探亞森·羅賓，在當時讀者中的知名度僅次於福爾摩斯。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裏，幾乎將西方著名的偵探小說全部引介到中國。
隨著偵探小說被越來越多的中國讀者所接受，譯介西方偵探小說出現了一片新天地。正如阿英所描述的，“由於偵探小說與中國公案小說和武俠小說，有許多脈搏互通的地方，先有一二種的試譯，得到了讀者，於是便風起雲湧互應起來，造成了後期的偵探翻譯世界。與吳趼人合作的周桂笙是這一類譯作能手，而當時的譯家，與偵探小說不發生關係的，到後來簡直可以說是沒有。如果說當時翻譯小說有千種，翻譯偵探小說要占五百部以上”。[1]在偵探小說的翻譯熱潮中，有些譯作幾乎與西方原創的偵探小說同步上市。“拋開日本這個中轉站，直接取法歐美，步伐甚至走得比日本還快，在這個特殊的藝術領域裏基本上與世界文學潮流同步。”[2]譯介西方偵探小說的熱潮直至辛亥革命爆發後才漸漸降溫。
西方偵探小說為什麼會在中國讀者中產生如此狂熱的閱讀效應？從文學發展規律看，一種類型的文學模式能夠存在，總是以其自身的審美趣味與讀者達成某種默契，從而獲得其獨特的欣賞價值，隻有這種文學模式和讀者的期待視野、欣賞習慣和審美心理相吻合，讀者才會全身心地投入，並保持持久的熱情。筆者認為，造成這種狂熱的閱讀效應，除了西方偵探小說呈現的新穎的故事、驚險的場景、曲折的情節、神秘的懸念、智慧的偵探等審美特性外，還在於西方偵探小說隱含著諸多的人文意趣。一是神學的意境。英國早期偵探小說批評家瑪喬麗亞·尼柯爾森(Marjorie Nicolson)帶著極嘉許的口吻肯定偵探小說的生命意義。讀者對偵探小說的興趣體現了一種“因宇宙社會和人生的激變而出現的精神動蕩，在沒有秩序的環境裏生活總是讓他們苦惱。所以，對偵探小說的興趣往往還體現了讀者想返回到簡單安寧而又秩序井然的宇宙的強烈渴望，他們想生活在一個有秩序的宇宙就像生活在家裏一樣”。[3]讀者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安全感卻在偵探小說裏找到了寄托。因為偵探小說隱含著一種異樣的精神景觀——罪惡終將被懲服，混亂的秩序終將得以恢複，偵探小說在遙深的意旨上接近了神學。二是哲學的意蘊。偵探小說的內容充滿著理性與非理性、健康心態與變態精神之間的矛盾衝突，而這些問題持久地刺激著讀者的興奮點，甚至把理性帶到了極限——認識世界和認識人類的根本問題，這樣的困惑及其化解，使人類自身得到了精神上的撫慰。三是文化的意味。偵探小說作為一種大眾文學讀物，其深層也深刻地觸及人類的終極眷注。從曆史發展看，犯罪的發生幾乎與人類曆史同等悠久，犯罪現象遍及世界的每個角落，從公共領域到私人空間，每時每刻都有神秘的死亡發生，而人類又是那麼無力地拒絕神秘的誘惑。偵探帶著科學的探索精神和宗教般的情懷，去揭破死亡之謎和為製服犯罪而進行的努力。偵探小說不僅呈現了人性的秘密，而且也揭示了人類的命運。四是符號學的意義。“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偵探小說作家，他們都特別善於從文化上改寫占統治地位的辯證法。”[4]因為偵探小說文類堅定執著地偏愛一種場景——犯罪場景與偵破場景——的書寫。這個場景不僅是一個封閉的世界，而且還是一個具有高度智慧的世界。偵探與罪犯在這個密閉的世界裏，進行著人類的智力、毅力與信念的博弈。正是因為西方偵探小說蘊藏著如此深邃的人文意趣，它一踏入古老的中國大地，就以其獨特的魅力征服了亟待啟蒙的中國讀者。
二
西方偵探小說的譯介為中國偵探小說的誕生吹響了號角，但必須明確中國偵探小說是深深地根植於中國現實社會的土壤裏，浸潤在中國深厚的傳統文化裏。毋庸置疑，中國偵探小說與傳統公案小說有著親密的血緣關係，雖說偵探小說宣揚的是法治而非人治，要求的是科學實證而非主觀臆斷，講究的是人權而非皇權，但是兩者卻有著諸多共同的喜好和交替互滲的表現。首先，偵探小說與公案小說不僅“形似”而且“神似”。雖說公案小說源於中國，經曆了幾千年的曆史沉澱，而偵探小說則誕生於西方工業革命之後，曆史也僅區區的百餘年。但兩者既有著“形似”又有著難以割舍的“神似”。“形似”——兩者都在運用人類的智慧，昭示案件的真相。“神似”——探案者都堅持不懈地追求正義，懲惡揚善是他們共同的主題。如果說西方偵探小說對中國偵探小說的影響是顯性的，它為中國偵探小說的誕生提供了一個可供借鑒的模式，那麼傳統公案小說對中國偵探小說的影響則是隱性的，它是中國偵探小說誕生的精神傳承。其次，偵探小說與公案小說同屬“樂感文化”，有相似的審美趣味。傳統公案小說有著悠久的曆史和廣泛的讀者基礎，並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審美接受心理，普通讀者閱讀公案小說，更多的是偏重於其娛樂功能，希望作品中最終都能出現一個“報應分明，昭彰不爽”的圓滿結局，在閱讀過程中享受拍案稱快之樂，而無凝思長歎之憂，這種傳統的“樂感文化”不僅製約著普通讀者的審美選擇，而且還積澱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深層意識之中。以啟智娛樂為開端的西方偵探小說也可歸屬於“樂感文化”——扣人心弦的懸念設置、嚴密細致的邏輯推理和案犯必遭懲罰的完美結果，它能夠帶給中國讀者緊張而不疲憊、輕鬆而不乏趣味的審美享受。再次，偵探小說汲取了公案小說的精髓，完成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從偵探小說文類生成看，反映了中西兩種文化的碰撞與認同的複雜過程。偵探小說的譯者在翻譯西方偵探小說之初，其目的是希望借助偵探小說以引進新思想來變革中國的社會現實。但事實上，這些深受傳統禮教影響的文人在觀念上仍然保守。他們在譯介和創作偵探小說時都會滲入中國傳統的道德規範。從早期的偵探小說譯本看，很多譯者都使用章回體的形式和文白相雜的語言，作品中既反映出譯者濃厚的傳統法文化思想，又傳遞出譯者對西方現代法治文明的渴望。而在最初的中國原創偵探小說裏，不難發現，作者可允許偵探在偵破案件時有失誤，但不容許偵探在道德上有瑕疵，這正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徘徊於現代與傳統之間的思想寫照。他們既羨慕偵探的理性精神，又擺脫不了傳統的青天意識，因此，他們希望塑造一個可與西方偵探相媲美卻帶有中國傳統道德觀念的新偵探形象，這是當時中國偵探小說作家的一個理想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