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 \/>F周揚的文學思想的核心是他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中國的極力的提倡，對文學與人民群眾關係的反複思考。對於文藝為人民的問題，他在30年代上海時期，就提出文藝大眾化問題。提出的動機當然是好的，而且經過熱烈的討論，但問題並沒有解決。正如他在1944年所說：“‘大眾化’。我們過去是怎樣認識的呢？我們把‘大眾化’簡單看作就是創造大眾能懂的作品，以為隻是一個語言文字的形式問題，而不知道同時甚至更重要、更根本地是思想情緒的內容的問題。”[1]直到他擔任延安“魯藝”院長期間，這個問題仍然沒有解決。“魯藝”的學生當時還是把國統區的一套照搬過來，還是搞“大、洋、古”。在烽火連天的抗日鬥爭這樣一個時刻，不能用手中的筆為抗日鬥爭服務，還醉心於與現實離得很遠的藝術，的確是不應該的。直到1942年毛澤東《講話》後，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命題提出後，周揚才心悅誠服接受毛澤東的這一思想，這其中還有屬於周揚自己的論證，而不是簡單附和。周揚的40年代最重要的論文《〈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序言》說：“文藝從群眾中來，必須到群眾中去。”[2]他通過毛澤東文藝理論的學習，對“大眾化”有了新的理解和闡述，認識到人民群眾文藝論的確立的關鍵在作家的人生觀的改造過程中。他說：“毛澤東同誌作了關於‘大眾化’的完全新的定義：大眾化‘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這個定義是最正確的。”[3]周揚的意思是，為人民群眾服務的文藝能否產生，取決於作家的世界觀、人生觀是否得到真正的改造，是否把自己的立足點移到工農兵方麵來，移到無產階級方麵來。作家自己的感情是否屬於工農兵，這才是文藝為工農兵的關鍵所在。周揚就這樣提出對創造群眾文藝的新理解。在日後他所領導的文藝工作中，也是按照這個標準和定義來評判作家和作品的。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在周揚關於人民文藝的論述中，更重要的論點是歌頌和表現“新的英雄人物”。這是周揚對毛澤東的“表現工農兵”論點和描寫“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論點的發揮和延伸。如果有人問，在周揚的文藝理論活動中，有哪個論點是基本上由周揚獨自提出來的，那麼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這就是周揚的表現“新的英雄人物”論。這個理論是周揚在新中國成立前後提出來的。早在1949年7月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周揚在題為《新的人民的文藝》的報告中認為，中國人民在反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克服了困難，改造了自己，湧現了各種英雄模範人物。這種情況表現了新的人民時代的特點。他說：
我們是處在這樣一個充滿了鬥爭和行動的時代，我們親眼看見了人民中的各種英雄模範人物，他們是如此平凡，而又如此偉大，他們正憑著自己的血和汗英勇地勤懇地創造著曆史的奇跡。對於他們，這些世界曆史的真正主人，我們除了以全副的熱情去歌頌去表揚之外，還能有什麼別的表示呢？即使我們僅僅描畫了他們的輪廓，甚至不完全的輪廓，也將比讓他們湮沒無聞，不留片鱗半爪，要少受曆史的責備。[4]
這是周揚從曆史唯物史觀出發，根據新的時代的特點，對人民文藝提出的一個要求，如果不把這種描寫當成是人民文藝的唯一要求，肯定是正確的，提出這一理論也是很有意義的。此後，在周揚的理論活動中，隻要有機會，就不遺餘力地提倡寫“新的英雄人物”、寫“先進人物”、寫“完全新型的人物”的觀點，進行了極為詳細的論述。我們不能不看到，在寫“新的英雄人物”的理論的倡導下，在新中國成立之後一段時間裏，一批對新的英雄人物確有體驗的作家，創造出一批革命題材的優秀的文學作品，塑造出不少值得人們學習和敬仰的英雄人物形象，如《紅旗譜》中的朱老忠、《紅岩》中的江姐、《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林海雪原》中的楊子榮、《紅色娘子軍》中的瓊花，等等，這些英雄人物經作家的創造和出版閱讀已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這說明周揚的寫“新的英雄人物”論的確是有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的。周揚在新中國成立後一係列的文章、報告中反複強調寫“新的英雄人物”，甚至到了新時期，周揚仍然倡導要寫與“四人幫”作鬥爭的“新型的英雄主義”。但是周揚在提出他的寫“新的英雄人物”理論的同時，或多或少把它與魯迅的描寫“國民性”弱點的理論作對比，不能不給他的理論帶來某種陰影。他上述的報告中說：“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最偉大的啟蒙主義者魯迅曾經痛切地鞭撻了我們民族所謂的‘國民性’，這種‘國民性’正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在中國長期統治在人民身上所造成的一種落後精神狀態，他批判地描寫了中國人民性格的這個消極的、陰暗的、悲慘的方麵，期望一種新的國民性的誕生。現在中國人民經過了30年的鬥爭，已經開始掙脫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所加在我們身上的精神枷鎖，發展了中國民族固有的勤勞勇敢及其他一切的優良品性，新的國民性正在形成之中。……我們不應當誇大人民的缺點，比起他們在戰爭與生產中的偉大貢獻來，他們的缺點甚至是不算什麼的，我們應當更多地在人民身上看到新的光明。這是我們所處的這個新的群眾的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特點，也是新的人民的文藝不同於過去一切文藝的特點。”[5]從理論表述的角度看，也好像沒有什麼不妥。但問題是魯迅所批判的中國“國民性”的落後的精神狀態真的過去了嗎？中國人民真的掙脫了壓迫者所加在他們身上的精神枷鎖了嗎？新的國民性真的在形成中了嗎？我們承認在鬥爭中的確有英雄人物湧現出來，這是事實。但是人民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創傷真的就消失了嗎？這裏就沒有遭遇到曲折性和複雜性嗎？魯迅在《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中說：“就社會的根底原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它什麼，並且舊社會還有它使新勢力妥協的好辦法，但它自己是決不妥協的。”[6]周揚缺乏魯迅這種對舊社會根底十分堅固的深刻認識，以為新中國的成立一切都會煥然一新。實際上，在新中國成立以後，舊社會的痼疾仍然頑強地表現自己，舊社會強加給人民的落後“國民性”繼續存在，並給社會和人的發展帶來極大危害，魯迅所批判國民性的文學主題至今沒有過時。在“文革”中，封建主義的迷信、奴性、專製、殘忍和落後，在一些人身上又來了一次集中爆發，這是周揚沒有料到的。特別要指出的是，他的寫“新的英雄人物”的理論一方麵使像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許多對舊社會黑暗對普通人的人性複雜性有深刻了解和體會的作家形成了一種壓力，常感自己無法下筆，要熟悉新人新事也不是立刻就能做到的。當然，周揚在新中國成立十餘年後自己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也說過：“老作家可以寫現在，也可以寫過去，過去的生活是年輕作者所不能寫的。”[7]但周揚說此話時似乎為時已晚，因為不久“階級鬥爭天天講”的時代開始了，誰還敢去寫“過去”。同時周揚的“英雄”論也被“文革”期間“四人幫”發展到極端，構成了對中國文學發展的極大傷害。也許周揚的理論本身沒有錯，是對的。但它含有對人形成的壓力的可能，被人曲解的可能，從而產生負麵效果，這不能不說是遺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