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揚文藝理論活動的興奮中心，從1942年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起，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後，差不多一直都在如何貫徹毛澤東的《講話》的精神以及如何解釋蘇聯作協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法。毛澤東在《講話》裏提出了“進行文藝問題上的兩條戰線的鬥爭”，意思是既要反對內容有害的作品，也要反對隻講內容不講形式的所謂的“標語口號”的作品，達到政治與藝術的統一。周揚接過毛澤東的提法，提出“一方麵反對文藝脫離政治的傾向，另一方麵也反對概念化、公式化的傾向”。[1]在文藝如何為人民服務的問題上，周揚的特殊貢獻就是提倡寫“新的英雄人物”，但是如何寫好“新的英雄人物”，由於各種原因，常常出現公式化、概念化的問題。那麼在堅持文藝的革命方向的前提下，如何來消除公式化、概念化的問題，使作品“忠實於現實”、“嚴格忠實於現實”，就成為周揚經常思考的問題。周揚作為一位文學理論家當然知道創作一旦陷入公式主義，文學的真實性也就消失殆盡，文學的魅力也就必然失去。所以早在1951年，周揚就說：“文藝上的公式主義的特點，就是把本來是多麵的、複雜的、曲折的生活現象，理解成和描寫成片麵的、簡單化的、直線的。公式主義者不按照生活的多樣性而按照千篇一律的公式去觀察和描寫生活，不但把複雜的生活現象簡單化，而且把真正的政治，即群眾的政治庸俗化。另一方麵，形式主義的特點，則是編造不現實的故事，繪聲繪色，加以描寫，以人為的、‘戲劇性’的矛盾和曲折的情節來代替生活本身的辯證法，掩蓋生活內容的空虛。”[2]概念化、公式化與文藝的真實性是相對立的，而周揚認為：
無論表現現代的或曆史的生活，藝術的最高原則是真實。[3]
那麼如何來認識和解決這個問題，周揚真是費盡苦心。概括起來看，周揚從以下三個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第一，違反藝術真實的公式化與概念化是都是脫離現實、脫離實際的結果。周揚把這一點歸結為有些文藝工作者對於毛澤東的“深入生活”“時常發生模糊、動搖和抵抗”。周揚說：“毛澤東同誌要我們‘長期地、無條件地、全身心地’到群眾鬥爭中去，而我們的有些文藝工作者卻往往是‘暫時地、有條件地、半身心地’。毛澤東同誌要我們投入到群眾的‘火熱的鬥爭’中去，而我們的有些文藝工作者卻往往站在這個‘火熱的鬥爭’之外。有的文藝工作者甚至主張任何一種生活都有它的意義，不必特別地去追求群眾鬥爭的生活，這樣來使自己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現狀合理化。”[4]既然作家脫離群眾、脫離生活，如何能真實地寫出群眾生活的真實呢？第二，違反藝術真實的概念化、公式化是粉飾現實、不敢揭示生活矛盾的結果。周揚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首先要求作家在現實的革命的發展中真實地去表現現實。生活中總是有前進的、新生的東西和落後的、垂死的東西之間的矛盾和鬥爭，作家應當深刻地去揭露生活中的矛盾，清楚地看出現實發展的主導傾向，因而堅決地去擁護新的東西，而反對舊的東西。因此當我們評論一篇作品的思想性的時候，主要就是看它是否揭露了社會階級的矛盾——這種矛盾是無微不至地表現在生活的各個方麵的——以及揭露是否深刻。任何企圖掩蓋、粉飾和衝淡生活中的矛盾的傾向，都是違背現實的真實，減低文學的思想戰鬥力，削弱文學的積極作用的。”[5]的確，粉飾生活和無衝突論是妨礙文學真實性的一個關鍵，這一點分析應該說比前麵一點分析來得深刻。第三，違反藝術真實的概念化和公式化還由於沒有寫出“英雄的個性”和“成長過程”。周揚說：“我們當然不應當把英雄‘神化’或‘公式化’。在現實生活中，作為特定的社會典型的人民英雄的性格是有共同性的，但各個英雄又具有自己的個性，他們的成長過程也是各種各樣的。英雄所具有的品質是不斷地在革命鬥爭的火焰中，在克服困難中的鬥爭中鍛煉出來的。在這裏，我們必須把英雄人物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成長過程，性格上的某些缺點以及日常工作中的過失或偏差和一個人的政治品質、道德品質的缺陷加以根本的區別。”[6]周揚的意思是，為了使作家筆下所塑造的人民英雄人物更具有真實性和生動性，應該充分寫出不同英雄人物的個性，也可以寫他們的成長過程，還可以寫他們性格上的某些缺點和工作上的偏差，從而使英雄人物的性格豐富起來，更具有真實感和藝術的光采。這一點分析可以說接觸到了人物形象塑造的核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