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還要闡釋一下周揚對於文藝的價值取向的理解。周揚的文藝思想的核心既然是“人民文藝”論，那麼他認為文藝的價值首先是它能成為教育人民的工具，成為鼓舞人民的力量。所以周揚心目中文藝的“功利”（“善”）是首要的，認識、審美則放在次要的地位。對於文學的“功利”價值，周揚的論述是有明確內容的。周揚毫不隱晦地說：“為滿足群眾的日益增長的文化需要，創造優秀的、真實的文學藝術作品，用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崇高思想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向著社會主義社會前進，這就是文學藝術工作方麵的莊嚴的任務。”[1]又說：“文學藝術是整個文化戰線的一個重要方麵，是影響人民精神生活的一種有力工具。今天它必須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傳大事業中發揮巨大的作用。”[2]這裏所說的文學“莊嚴的任務”、“巨大的作用”，實際上就是周揚所理解的文學所追求的文學的“善”的價值。為什麼這樣說呢？很清楚，在周揚的觀念中，唯有熱愛國家、熱愛社會社會主義，這才是最大的“善”。“善”在他的理解中，不僅僅是個人的行為，首先是集體的行為。非常有意思的是，周揚有時候把文藝的這種價值說得非常具體，如把文藝的價值與“五愛”教育關聯在一起。他說：“文學的主要教育作用是培養人民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公共財產的品德，這‘五愛’是彼此關聯，不可分割的。愛祖國，就是愛祖國的人民，人民中勞動人民最多，當然要愛勞動，而科學與公共財產又都是人類精神勞動和體力勞動的產物，當然要愛科學和公共財產。”[3]從這些說法來看，周揚對文藝的價值總的歸結為一種教育的“工具”。這種說法來源於毛澤東的《講話》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定義中，並沒有更多新鮮的東西。
關於文藝的真的價值，則是周揚一貫加以肯定的。周揚早在1942年發表的長篇論文《關於車爾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學》中多次談到“真”對於文藝的價值。在談到車爾尼雪夫斯基強調文學作品要給人留下總的印象，不能一味在細節的修飾上麵下功夫的時候，周揚說：“這種現象在我們的文藝界不也存在嗎？擯棄一切矯揉造作，使作品首先到達‘真實和自然’的標準，這也正是我們努力的目標。”[4]“真實與自然”成為周揚一生提倡的理論，20世紀50年代，他在反對公式化和概念化的理論活動中，也總是提倡“忠實於生活”、“嚴格忠實於生活”。但周揚在講“真”的時候，也反對照搬生活，而是主張通過藝術加工，達到“合情合理”。他說：“戲要合情合理。所謂合情合理不是完全照搬生活事實，而是合乎情理的創造，並使人感到合乎情理。”[5]但周揚所要求的“真”還是為“善”（革命功利目的）來服務的。
當然，在文學的“功利”價值優先的情況下，周揚不總是把真、善、美分開來說，他認為真、善、美是不能分割開來的。如他說：“人民的精神需要第一是提高社會主義覺悟，第二是豐富文化知識。……我們的文藝作品應該幫助人們認識生活，擴大生活領域，豐富文化知識。第三，滿足人民藝術欣賞的需要，提高人民的審美能力。……提高社會主義覺悟，豐富文化知識，提高藝術鑒賞能力，人的生活無非這三個方麵，文藝的作用也是如此。這三個方麵分開來說，就是教育作用、認識作用（認識現在和過去的生活，觀察未來生活）和美感作用。這三者結合，不能分開。……文藝的教育作用和認識作用，是通過美感作用來達到的……或者說這三個方麵也就是真、善、美。善是道德，真是認識過去和現在的社會，美是欣賞。……三者總是緊緊地結合在一起，不可分割。”[6]應該說，周揚的這段話是那個時期對於文藝價值和功能的比較全麵的論述。他強調真、善、美三者的區別和聯係，全麵評價了文藝的價值和功能。後來寫進教科書中的也就是這些論述。但有時候他把真、善、美與用共產主義精神教育人民的觀念又聯係起來理解。如他說：“文藝的特點，就是通過喚起美感的形象，來用共產主義精神教育人民，並培養人民新的審美觀念。人們閱讀文藝作品，不隻要問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不真實的？什麼是先進的，什麼是落後的？而且要感受什麼東西是美的，什麼東西是不美的？文藝作品應該幫助人民辨別真偽，善惡和美醜，我們的文藝作品和文藝批評，應當幫助人民提高共產主義覺悟和樹立共產主義風格。共產主義風格，是最偉大的、最美的風格。”[7]周揚這段話無論今天看起來是否適當，可思路是比較清楚的，在他看來，我們的文藝作品和文藝批評幫助讀者辨別真假、善惡、美醜，歸根結底是為了用共產主義精神和風格教育人民，因為共產主義精神和風格就是真的、善的、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