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日夜，我們的保衛人員化裝成仁濟醫院的醫務人員，在護士和牧師的帶領下，以查病房為由，大搖大擺地走到叛徒的病房門口，出奇不意地製服了監守的武裝巡捕，闖進病房，幹淨利索地結束了這個叛徒的性命，然後越牆逃出醫院，坐上早已等候在此的汽車安全地撤離了。
翌日，上海的各家報紙又登了大量的報道，轟動效應堪稱空前。
潘漢年指揮的這次行動，由於是在武裝巡捕監守的情況之下完成的，因而無論是對公共租界的巡捕人員還是對國民黨的特務機關的人員一一尤其是那些叛變投敵的敗類，都產生了岌岌可危的恐惶感。
但是，潘漢年從未因此而吹噓自己，相反他卻不止一次地說過：“這個案件告訴我們，任何驚人出色的特殊活動，不是哪一位傑出的英雄人物個人能力所致的，而必須依靠社會群眾，發動某一特殊活動所要依托的社會群眾關係，也要善於物色合適這一特定任務的人物去執行，才能避免徒勞無功。像董健吾牧師這一類的人物，可能在日常情報活動中不一定發生多大作用，但是一旦遇到同他個人身份、能力相適合的特定活動需要時，卻非一般人所能勝任。”
這就是潘漢年實事求是的胸襟和品格。
潘漢年以及他的戰友們的出色的情報功績，並不能拯救王明左傾路線的失敗。相反，由於白區工作接連遭到慘重的損失，致使潘漢年的情報工作越來越困難了。像趙子柏這樣的耳目，也因形勢朝著有利於反動當局方麵發展，逐漸和特科脫鉤；像劉鼎這樣得力的助手，也因情報據點的破壞而被捕，使得黨的保衛工作越來越難展開。
不久，潘漢年由“內線”獲知，劉鼎同誌在敵人的嚴刑拷打之下，依然是一身凜然正氣，表現出共產黨人的錚錚鐵骨。正當潘漢年設法營救之際，劉鼎突然被上海警備區起解南京憲兵司令部，並有可靠的消息說，叛徒顧順章向敵人打了保票，要親自勸降劉鼎。為此，潘漢年向康生作了彙報。康生沉吟片時問：
“劉鼎會聽顧順章的話嗎？”
“絕對不會的！”潘漢年斷然地答說。康生微微地點了點頭。接著，他又鄭重地指出：鑒於迫切需要在反動統治機構內部，特別是在其特務機關內部建立情報點，中央保衛機關決定：凡保衛機關幹部被捕後，如被叛徒顧順章及其走卒所指認並無法隱蔽真麵目時，在不破壞組織的條件下，可以對敵實行“假自首”，以便埋伏在敵人內部獲得情報來源，或者在適當時期潛逃歸隊。最後，他又以命令的口吻說道：
“你設法把這一決定的基本精神，轉告給獄中的劉鼎，請他酌情自處。”
潘漢年曾是這一決定的參一與製定者，但不知中央能否批準。時下，康生正式通知他按這一決定精神營救劉鼎，這說明中央是同意這一作法的―事實上中央批準了這一決定。潘漢年經過周密的調查，遂派出兩名精幹的特科人員，當作劉鼎的親屬前往南京探監，當麵轉告了中央保衛機關的決定。
劉鼎根據這一決定的精神，編織了一套欺騙敵人謊言。他當麵對勸降的顧順章假意奉承地說道：
“你是頭兒，我幹了點什麼，你都清楚；你不在了，什麼也幹不成，我閑在家裏，無事可為。”
顧順章一聽劉鼎的口氣，誤以為劉還是聽從他的，遂當即拍著胸脯對法‘言說：
“他的事我都清楚，都包在我身t，－好了。”
從此，劉鼎同誌免除了敵人拷打之苦，並獲得了一些所謂的自由。
接下來，誠如李強同誌在《憶劉鼎同誌》一文中所記述的那樣：
1932年9月，劉鼎經康澤等出麵作保獲釋出獄。 出獄後先住在中國日報社，後又搬到一家旅館住。故人表麵上好象給了劉鼎自由，實際上暗中對他監視得很緊。一天黃昏，他從旅館悄悄地溜出來，擺脫了盯稍，找到我黨設在南京的一個交通機關，由那裏的同誌護送上了火車；連夜趕到上海。
潘漢年奉命先和劉鼎接觸，遂又把劉鼎被捕的詳情向中央彙報，並同意劉鼎歸隊的要求。由於劉鼎同誌的身份業已暴露，不適宜留在上海再從事情報工作。經中央保衛機關批準，安排劉鼎同誌轉移到蘇區去工作。
附帶說一句：康生是這一決定的製定者，又是指示劉鼎同誌按此決定精神行事的主使人。但是，在延安整風和史無前例的“文革”中，他卻利用“假自首”的罪名，兩次把劉鼎同誌置於死地。
劉鼎等同誌撤離上海以前，潘漢年在情報戰線上的工作越發艱難了！為了監督處置一些緊急的事件，或者會見不同層次的情報人員，他不得不親自出馬，一日三改裝，神秘地出沒在高級旅館或簡陋的工棚中；“為保衛駐上海黨中央機關和中央領導同誌的安全，他積極參加了對敵隱蔽鬥爭，這是需要絕對保密的，連黨內同誌，除領導人以外，也要斷絕往來。潘漢年同誌曾經和我（胡愈之）說，他為了迷惑敵人，故意裝成灰色麵孔，寫了一些讚揚國民黨左派的文章。以後他不再公開發表有關文藝方麵的文章，連黨內有些同誌也不敢去找他了。”
在王明左傾路線的統治下，，上海的白區工作一步一步地走進了死胡同。為了保存革命的實力，以利於長遠的革命鬥爭，設在上海的黨中央機關撤往江西中央蘇區。而完成這樣眾多的黨的領袖人物的安全轉移工作，自然又落在了潘漢年和他屬下的同誌汀J的肩上。他們利．用中央保衛機關開辟的秘密交通線，把大部分中央負責同誌安全地送往中央蘇區，以及其他的革命根據地，把小部分的同誌安全地送往蘇聯、日本、法國等異邦。
但是，潘漢年沒有想到自己也會撤離上海。1933年5月14日，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梓年和丁玲等左翼文化人士被捕了。中央考慮到潘梓年是潘漢年的堂兄，丁玲遠在“左聯”成立的初期就認識潘漢年，為了防止意外情況的發生，毅然決定潘漢年撤往中央蘇區。
潘漢年迅速辦完交接手續，懷著極其複雜的情感告別了上海，踏＿L了通向江西中央蘇區的交通線。但是，他不知自己是處於革命家那特有的預感，還是對他戰鬥過的上海的依戀，他老是默念著這樣一句話：
“上海，我還會回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