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決定以解決虧空問題為切入點，理順大清財政體製。對於造成嚴重虧空的官員，雍正對他們先罷官後索賠，要他們自掏腰包賠補。自己還不起的，家人和親戚代還；畏罪自殺的，人死債不除，仍由其家屬親戚代賠。很多官員因此丟官罷職，甚至進了監獄；在很多地方，貪瀆無能的官員被大批撤換。雍正十年（1732年），直隸總督李衛上奏，通省府廳州縣官員，在任三年以上者已寥寥無幾。雍正也因此獲得了“抄家皇帝”的“美名”。
當然，在清查虧空的過程中，雍正也比以前更為深入地了解了大清財政體製的弊端。他意識到，官員們的貪汙與收入過低之間有著直接的關係，正如康熙初年禦史趙璟所說，“俸祿不增，貪風不息，下情不達，廉吏難支”[6]。雍正也認為，官員薪俸過低是一個客觀現實。他要求的隻是清廉，而並不是讓官員們餓著肚子辦公：“諸凡總期爾合於公慎而已，朕未有令爾等地方大吏至於困苦之心。”“未有枵腹從事之理，但不欺隱，於分外貪取，即為可嘉耳。”[7]因此反腐要真正取得成效，就要解決官員的收入問題。否則，手段多麼強硬，隻能起作用於一時，不可能長久：“若圖穩之好聽，……又不管其養資，但泛言不許擾害地方百姓，恐眾屬員未必誠服。”[8]
隨著對大清財政體製的深入了解，雍正形成了“養廉銀改革”的思路。他決定給地方官員發放養廉銀，讓他們僅憑工資就能過上體麵生活。官員們“均得養家之銀，又可杜絕禮物之耗費而安分守己。若非極端不肖者，必不會冒死而動私派於民、挪移錢糧之心”[9]，這樣可以極大程度上改善吏治。
雍正皇帝按各級官員的官職高低、事務繁簡，給全國地方官製定了不同的養廉銀標準。一般來說，雍正年間總督每年的養廉銀為兩萬兩左右，巡撫為一萬五千兩左右，布政使為一萬兩左右，按察使為八千兩左右，道府為五千兩左右，州縣為一二千兩。養廉銀數額超過了他們各自俸銀的數倍、數十倍乃至一百多倍。[10]
[1]戴逸：《乾隆帝及其時代》，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第130頁。
[2]轉引自馮爾康：《雍正傳》，上海三聯書店，1999，第578頁。
[3]轉引自馮爾康：《雍正傳》，上海三聯書店，1999，第578頁。
[4]轉引自黃嬰、辛雁、方放：《中國曆代的改革家》，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5，第158頁。
[5]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彙編》（第三冊，無年月諭旨），《論內外文武官員嚴治侵欺挪移之罪》，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第184頁。
[6]蔣良騏：《東華錄》卷九，康熙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林樹惠、傅貴九校點，中華書局，1980，第152頁。
[7]見《朱批諭旨》（17），第5、12頁。
[8]《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彙編》，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七日。
[9]戴逸、李文海主編：《清通鑒（6）》卷八〇，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二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2689頁。
[10]見陳光焱：《清代火耗歸公和養廉銀製度的啟示》，《地方財政研究》2009年第3期，第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