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學畢業後便理所當然地離開了鎮江，而就在此時，由於行政區劃調整，我的故鄉被劃歸了南京市管轄。我接受“統配”回故鄉做了幾年鄉村教師後，南京這座多災多難而有始終不失大度的城市終於給了我一隻還算不錯的飯碗，我曾經的夢想和現實的疲憊這才有了存放的一隅。有一段時間裏，我竟然在南京的最高學府南京大學謀得了一個為二三十名來自各國的留學生講授中文的謀生機會，並且就是在那段時間裏，我有了一種錯覺，覺得自己也似乎成了這所名校的主人之一了，課間和業餘很喜歡在校園內漫步，盡情呼吸著其中充滿著文化因子的清新空氣。就是在這樣的漫步中，有一日我竟然發現自己上課的那棟教學樓的對麵，那座上課時一不小心就可從窗口俯視到的小樓，其門旁竟然嵌著一塊花崗石的小牌子，上麵刻著“賽珍珠故居”幾個清晰的漢字。此時我真的是好一陣興奮，為自己竟然又一次無意中踩到了賽珍珠的人生的節點上。
如果說賽珍珠是在鎮江基本成了一個“中國人”，那麼她成為一位真正的“作家”則是在南京。
在南京，賽珍珠不但寫出了她的處女作《放逐》，而且完成了她一生最重要的傑作《大地》，使得她成為了一位世界級的偉大作家。
《大地》講述了一個叫王龍的貧苦農民，因為家鄉發生饑荒，不得不到城裏謀生的故事。故事本身並不算複雜，但是賽珍珠則借此不但展開了一幅當時中國從農村到城市的平民生活風情畫，而且暴露了中國社會的種種殘酷現實和深刻矛盾，並試圖揭示其產生的複雜根源。
賽珍珠能寫出《大地》，首先得感謝她的丈夫約翰洛辛布克，這倒不是因為布克是一位文學導師或文學伴侶，相反這位畢業於康奈爾大學的農學博士，對於文學缺乏興趣。然而他在康奈爾大學時有一位同窗，此時正引領著中國文學的新潮流，他在《新青年》上不斷發表有著文學改良和文學革命的文章，儼然成了當時中國的文學教父，他就是胡適。正是因為胡適與自己的丈夫是曾經的同窗，賽珍珠對於胡適的種種言論格外關注；正是胡適發表在《新青年》上的一係列文章，不但讓賽珍珠“在近代中國發現了一股新生的力量”，而且使得她猛然間發現自己孩提時曾被孔先生反對偷偷讀過的那些故事書，不再是不被人們重視的“小說家言”了，相反已成了一種時尚，全社會都在提倡白話文和新文學，這一切給了賽珍珠創作的鼓舞。賽珍珠另一個要感謝她丈夫的原因是，實際上正是他為《大地》提供了創作的素材：布克是一位農業傳教士，賽珍珠與他新婚後不久就去了安徽的宿州傳教，正是在那裏賽珍珠積累了豐富的素材。《大地》中的許多人物都可以在宿州找到原型，其中的許多故事也都是在那裏時的所見所聞。
賽珍珠是在1919年9月來到南京的。她和丈夫布克雙雙受聘於新成立不久的金陵大學，布克在農學院任教，賽珍珠則在外文係任教，住在學校安排的位於校園最西邊圍牆根下的一座小樓內。這是一座西式小洋樓，至今還屹立在南京大學（當年的金陵大學）的校園內，兩層，磚混結構，坡屋頂，屋頂有老虎窗；大門入口處有門廊，有四根西方古典風格的圓柱支撐；我在那裏兼課時曾多次關注過它，總覺得其坐西朝東的朝向或許正暗合了賽珍珠這位西方人對東方中國的態度吧！我當然也多次走進它，每次走進去，似乎總能聽到閣樓上有劈劈啪啪的打字聲傳出。
賽珍珠是從1922年夏天開始創作的，她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十分清楚地記得八月的一個下午，我突然說道，‘今天我要開始寫作了。我終於為此做好了準備。’”從此以後，這座小樓二樓上麵的閣樓裏，每到下午都會傳出劈劈啪啪的打字聲。不久以後，賽珍珠就寫出了《放逐》《也說中國》《中國之美》等作品，並發表於《大西洋月刊》和《論壇》等報刊；有時，她一部作品寫完後並不急著發表，而是將它放進書桌的抽屜，對於這樣的作品，寫作本身似乎既是一種過程也是她的目的，如她以自己母親為人物原型創作的小說《異邦客》；當然，這一階段她創作的最傑出的作品還是《大地》。
賽珍珠自己說她更樂意用中文而非英語講話和思考，她在創作時也是先用中文構思，隻是在下筆時才在頭腦中自己將構思好的東西“翻譯”成英文寫下來。她這種獨特的寫作方法被評論家稱之為“用中國思維寫作英文”，這實際上也便注定了她的小說在一定程度上並非“美國文學”，而是更加接近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的“中國文學”。《大地》更是這樣的一部作品。然而也正是它，日後在為賽珍珠贏得巨大榮譽的同時，也給她帶來了無盡的指責，因為中國文學中從來就沒有《大地》這樣的作品。它寫得太直接了，直接得讓人瞠目；它寫得太細致了，細致得讓人咋舌；它寫得太生動了，生動得讓人汗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