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35年，南梁皇帝蕭衍改國號大同。這一年即是大同元年。
這幾年，武帝蕭衍不停地更改國號，由天監而普通，由普通而大通，再改為中大通。現在，是第六次改國號了。或許這位年邁的南梁皇帝覺得他在位時間太長了，長得有些讓人極不耐煩，於是，他便以這種頻繁更改國號的遊戲讓自己對他的帝國始終保持一份新鮮。
無法考察武帝的這些國號的典故，我們隻能從字麵上去理解這些帶著濃厚佛教色彩的名號所象征的意義。雖然武帝在同泰寺的佛號聲中日漸沉迷，但在他的心中，謀求南北統一，追求中華大同，沒有哪一天不是他為之夢想的內容。
就在南梁皇帝蕭衍為他的國運長久，創晉、宋以來曆史之最而自我陶醉時，在北方的大地上，那個叫北魏的國家就像一截麵團，在一個又一個政治家狂野的揉捏下，終於分成兩半，史稱東魏和西魏。曆史證明，每一次的大分裂，無不以人民的血肉之軀作為代價，無論是東魏還是西魏，他們都以正統自居，並隨時做好吞並對方的準備。於是，說不定是在什麼時候，又將會有新的血肉之軀去為鋪平通往帝座的道路而作出新的犧牲。好在無論是東魏還是西魏，都開始意識到自己的今不如昔，在強大的南梁帝國麵前，再也不能橫刀立馬，便不得不一次次派出使者前來建康，謀求通和。這讓本來就十分自負的南梁皇帝蕭衍更有一種成就感，也更加相信他的以佛治國是一條成功之路。
大同元年（公元535）十一月，南梁帝國丞相徐勉病死於他的府宅，享年七十七歲。徐勉是繼範雲之後南梁帝國又一位重要的守門人。徐勉雖辦事穩妥，對朝廷忠心耿耿，但在品德和才學上都不及範雲，也缺乏範雲那樣的骨鯁正直。臨死前，武帝前來與他作最後的道別，徐勉忽然想起當年範雲對他的教誨，讓他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一定要堅持自己的立場，千萬不要隨順皇上。徐勉從床側取出當年範雲交給他的武帝親筆書寫“第一直臣”四字，頓時淚流滿麵，雖然他已不能言語，但武帝還是能夠明白徐勉此時的心境。
幾個月後，沉迷在同泰寺香火中的南梁皇帝蕭衍得到他昔日好友、著名的茅山道士陶弘景故去的消息。陶弘景與蕭衍，這兩個不同的人物曾經因為同一種愛好走到一起，後來，卻又分道揚鑣。一生沉醉於道教的陶弘景死了，死在他八十一歲這一年。按照道信徒們的理解，陶弘景是飛升上天了，但直到臨死前，陶弘景都沒有放下這個現實世界的芸芸蒼生。他留給他昔日好友的蕭衍的絕筆信是一首意味深長的詩：“王衍任散誕，何晏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於宮。”陶弘景的這首絕筆詩很少有人能夠讀懂，連他的昔日好友蕭衍也似懂非懂。陶弘景畢竟是出世的，隻有出世的人才能從出世的角度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這個所謂太平盛世的危機所在。麵對這個太平盛世中士大夫們清淡成風，不務實際的現狀，陶弘景預感到一場危機即將暴發。
事實上，能夠從太平盛世中看到危機的不可避免者，並不僅僅陶弘景一人。早在梁普通三年（公元522），就有郭祖深上封一事。當時，郭祖深曾在上書中列舉南梁朝政的種種弊端，共有十九條內容。在這些內容中，郭祖深特別指出朝廷在對待百姓與對待士大夫問題上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急於黎庶”而“緩於權貴”，對生活在下層的百姓是如此苛刻，對上流社會的士大夫們是如此寬宏。雖然郭祖深在上書中同時指出佛教濫殤所帶來的社會矛盾將不可避免，但就整個上書而言，這隻是十九條中的其中一條。或許是因為郭祖深上書的言辭並不激烈，蕭衍對郭祖深的上書采取了寬容的態度。
大同二年（公元536），又有江四子上書，指出朝廷在政治上的一係列失誤，其中謹慎提到武帝將太多時間耗費在同泰寺的香火中，以致某些地方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武帝蕭衍雖然對江四子的上書略有不快，但他對上書的內容基本認同。他甚至在江四子的上書後批道：“屋頂漏雨，屋底下的人應先知道；朕居於屋頂之上，看不到屋頂下的漏雨，希望大家替朕多看著點啊，以免有一天大廈將傾。”武帝雖然是這樣說，但熟悉他的大臣們都知道，隨著晚境的漸至，武帝越來越好人佞已。他隻願意聽讚歌，並不願意聽反調。這或許是很多老人的通病，於是，任憑屋頂漏雨，大家淋著就淋著點吧，別給自己惹上什麼麻煩才好。然而總有人不肯淋這個冷雨，總有人當看到屋頂漏雨，大廈將傾，會不由自主發出自己另類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