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張維迎則不屈不撓地抓住產權問題不放，是因為他通過新的理論體係，發現把現代企業製度理解為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並不完全正確，而把企業理解為一組契約，把企業所有權分解為剩餘索取權和剩餘控製權，更能解釋交易費用、委托、代理關係等經濟現象。在新的理論框架下，張維迎成功解釋了國有企業為什麼不可救藥。
有評論認為，張維迎對自己的理論有一種罕見的自信。當論及“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人與人之間缺乏信任，不講信用，股市瘋狂做假，他喜歡說“有人總懷疑老祖宗的基因有問題，我看是自己吃錯了藥”。
但是，張維迎的理論很難在這個“公有製”國家受到認可。今天，當你看到“烏有之鄉”等網站大讚林毅夫等人是愛國經濟學家，而批評張維迎不愛國，因為他“沒有好好讀過《資本論》，沒有好好背過《毛主席語錄》，沒有好好參觀過他老家旁邊的革命聖地延安，也沒有好好學習過'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時，就可見一斑。
今天看來，在這場辯論中，林毅夫回避了“產權”問題。追溯一下林毅夫的求學經曆，再對比一下他回到內地之後的理論建樹和政策理論，會發現一些頗值得玩味的東西。林毅夫留學於美國的經濟學重鎮芝加哥大學。可以說，廣為人知的“芝加哥經濟學派”的核心宗旨便是“小政府+大市場+徹底的私有產權”。這一點我們在第三章會詳細介紹。
照常理而言，身為“芝加哥經濟學派”的嫡傳弟子，林毅夫本該對中國經濟改革持偏重於以私有化為核心的改革方案。但出人意料的是，在中國經濟改革所麵臨的最核心的兩個議題之一的國有企業改革(另外一個是農村經濟改革)中，林毅夫不僅不是私有化的倡導者，而且還回避產權問題，自然會與張維迎等堅持國有企業、土地私有化主張的學者發生較為激烈的理論衝突。
不過即便如此，這一場“內戰”，讓整個中國經濟學界第一次領略了CCER這個新銳思想學術群體的威力。但最迷人之處是CCER內部獨立、自由、進取的學術氣氛，它使國內許多派係林立、學閥氣足的機構自歎不如。
該中心的宣傳資料稱，因為這場辯論，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從此走到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最前沿，其學界地位就此鑄成。
在林、張大辯論的這一年，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經濟學家們在中國經濟的各個研究領域頻頻出擊。張維迎的專著《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出版，成了國內文獻引征次數最多的經濟學論著;易綱的《中國的貨幣供求與通貨膨脹》，利用模型對中國通貨膨脹的傳導機製進行了完整分析;周其仁把中國農村改革看做是圍繞著產權重建展開的製度變遷和製度創新，以一篇《中國農村改革:國家和所有權關係的變化》開始了他CCER的學術道路;還有海聞對國際貿易新理論的研究、張帆對規製理論的研究、餘明德對人力資本的研究……①
除了這次辯論外，2000年，國內治理通貨緊縮越來越緊迫，林毅夫、易綱以及後來加入的宋國青就此問題展開了一場深入持久的辯論。這場政策爭論的影響至今仍然影響著中國政府對目前經濟形勢的判斷和分析。
“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對於推動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我相信它今後還會起更大的作用，它10年的曆史已經使得中國經濟學從很落後的狀態逐漸地趕上來了，出現了很多很不錯的人才，我相信再往前走10年，我們有可能能夠和世界經濟學並駕齊驅了。”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曾經這樣評價。
如今，一場全球經濟危機讓大多數人陷入“國進民退”等現象的思考，而前人當年的辯論正是過去和當下有關國有企業改革現狀最好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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