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局前的一點反思
——讀《吳曉波全集》近日一直在讀《吳曉波全集》。書是地攤上隨便就能低價買到的盜版書，把他近些年來頗有影響力的《大敗局》、《激蕩三十年》等統統燴到了一起，讀起來沒什麼頭緒，讀進去卻煞是過癮。這並非我有意為“盜版”這一醜惡的強盜行徑張目，但有趣的是，胡亂把一個人不同時期寫出的東西丟進碎紙機，再把雪花一樣的碎片重新在膠水缸裏滾上幾滾，不知怎的，寫書的人就從印刷品裏瞪著眼活過來了。而期待那些印製精美，卻又正襟危坐的正版合訂本，實在教我本已貧瘠的耐心和塞滿無奈的錢囊都飽經學術尊嚴和市場經濟的善意折騰。
吳曉波論中國企業的書文人氣息很濃。無論是上文提到的《大敗局》、《激蕩三十年》，還是出自他手的別的一批談企業、說財經的文章，都有股多年浸淫文墨的憨直在裏麵，並不計較一家的是非成敗，並不熱衷對成為傳奇的企業奮鬥經曆和已經作古的衰落傷心史做自以為是的點評，與其是“論企業”，更多的是在“寫企業”，讓我從錢權交易的血雨腥風和成王敗寇的升沉跌宕裏尚能品嚐一縷舉國標榜，卻實然罕見的人文關懷。這種閱讀體驗，讓我對自己一度高山仰止，因而毫不感冒的被稱作“商業聖經”的一批作品改變了不少看法。
盜版者所編《吳曉波全集》，我著重讀了《大敗局》和《激蕩三十年》，隨他可堪優雅的筆觸翻開了一頁頁曆史的陣痛和民族的愁傷。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都是自力更生地一步一步摸著石頭過河，任何成功的榮耀都要付出難以言喻的艱辛，任何一著臭棋卻都有可能致使全部的心思和經營付諸東流。
中國的曆史很長，商業史也很長，但我們用其中的絕大多數時間和不同時代粉墨登場的各色人等無休止地糾纏，真正可以了無牽掛地埋下頭來積累天下財富，製定公道合理、通行海內的社會規則的應當說隻有最開始黃河流域的先民被喚作“商民”的時期和改革開放以來這風雲激蕩的三十年。兩段曆史一作比較，我們馬上可以發現，殷商時期，人類的基本主題是“生存”，盡管我們早已從陰冷黑暗的洞穴搬進寬敞舒適的宮闕，但黃河隻需稍動怒氣，文明的創造頃刻間就被夷為曆史的遺跡，縱然有“商”，在人們眼裏還遠遠夠不上“彙通天下”、“廣聚良財”，隻是同拎起農具下田一樣，是人們活下去的必要選擇。
改革開放之後，情況就大不相同了。雖說改革開放之初全中國有很大一部分地區的人們還掙紮在“溫飽線”上，但短暫的滑行之後，中華民族的起落架還是收進了艙底。在這段時期，乘著曆史的東風，很多人富了起來，人們甚至已經不滿足於上班下班不遲到不早退，手裏除了單位開的工資條，還有國債、股票、基金，甚至花樣繁多的理財產品，銀行的存取款業務幾乎已交給機器執行，有限的人力更關心讓你跳出利息的窠臼，飛向更高層次的財富藍天。
這三十年是中國真正走向現代化強國之路的三十年，是盛產英雄人物的三十年，是啟迪民智，重歸世界主航道的三十年……再多的讚美也不能涵蓋三十年來中國取得的偉大成就，但就在這座巨大的光環之下，有一個群體始終不能放心地坐下來，心無所係地享受三十年的偉大成果，他們必須始終瞪大眼睛，絕不放過任何可能成為機遇的社會信號；他們必須始終枕戈待旦，隨時迎接“兩個戰場”的慘烈夾逼；他們必須把民族實業的旗幟傳承下去，卻又不得不放下身段“取洋經”，甘心情願地做人家的學生，不停地用敗仗交學費；他們甚至不能享受安定的家庭生活，天南海北，有一半的生命都貢獻給了旅途——這群孜孜不倦的行者就是“企業人”，他們帶給中國巨大的財富和光榮，卻不得不第一個站出來背負時代壓到肩上的重量。在開始我的一點反思之前，我首先要鄭重地向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前仆後繼的中國企業人獻上我最誠摯的敬意，你們獲得的令人豔羨的財富相比較於你們的曆史貢獻和時代意義，實在隻是微不足道的一點物質補償；共和國之舟能乘風破浪地駛到今天，你們也是直掛雲帆的一群英勇的水手。滄海橫流安足慮——你們的盛宴才剛剛開始。
在吳曉波先生的啟迪下，作為一個純粹的門外漢，我很願意“大言不慚”地談一點我的反思，很多叱吒風雲的企業人和曾經家喻戶曉的大企業所以會紛紛成為飄散在改革開放之路上的昨日風塵，社會原因是很深刻的，而自身存在的局限性，甚至劣根性，同樣在自掘墳墓的過程中扮演了辛勤的入殮師。追求謎底的答案向來都不隻是業內人士的專職，門外漢自有他淩駕於是非之上的獨特視角，或許以這樣的眼光看問題才真正能揮出亞曆山大劈開格爾迪奧斯繩結的一劍。
在我看來，中國企業，無論國企還是民企，存在的第一大問題就是缺乏長遠的戰略眼光。
我們截取一段特殊的曆史片段作為例證。在2000年前後的“國退民進”中，很多地方政府都積極參與到企業的出售和股權轉讓中，甚至通過手裏掌握的得天獨厚的政策和法律法規等資源，間接影響企業內部的重大決策。這本身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尚在“國退民進”的改革階段，要讓政府徹底鬆開韁繩是萬不可能的。而在這一特殊的曆史時期，很多地方政府和企業人明顯對國家政策缺乏深入理解，對當前形勢沒有正確的獨立判斷，甚至在個體利益和集體利益出現衝突的時候，連基本的取舍準則都不講。
這些錯誤倘若放在一家單純的國有企業身上並不會帶來存亡之禍，決策失誤，糾正它就是了，至於造成的損失，自有全國的納稅單位代為埋單，回旋的餘地相對來說比較大；如果這些錯誤出現在一家地地道道的民企身上，而它企業內的產權又不至於不清，同樣不會造成多麼惡劣和深遠的社會影響，畢竟與國有資產不沾邊，對很多是是非非就會擁有天生的絕緣層。在這兩種情況下，等待企業的無非就是破產重組的宿命，斷然不至於撞碎在改革開放的大潮熨平的灘頭上。但企業一旦處於“國退民進”的時代背景下，同時又遭受產權不清的困擾，認祖歸宗屬於國有，但大小事務全得聽從股東大會，如此情形，倘若出現決策失誤，那既會影響企業的發展，同時還會激起民眾對國有資產的護犢情結，“進退維穀”一點都不誇張。
在這種強大的壓力下，改革無異於一步險棋，但問題是很多處於改革階段的企業甚至意識不到社會無形之中加給他們的壓力，脫離國營的企業正準備捋胳膊挽袖子大幹一場，根本不把決策上的失誤放在眼裏，覺得沒人再會站出來擋自己的道，可是忽略一道小小的門檻，往前一步竟然不是華麗的殿堂，而是冰冷的墳墓，不僅血本無歸，甚至還得背負起舉國上下的口誅筆伐。這個時候，剛脫離政府束縛的企業都會感歎自己“陰溝裏翻船”，其實是他們沒有認清當前自己所處的階段，更加沒有儲備足夠的危機意識，“扛事兒”的後備力量不見了，等待自己的是雪片兒一般的傳票。由此可以約略看出，中國企業對自己身份地位，以及時代賦予自己的特權和短板都認識不夠，對危機缺乏一副靈敏的嗅覺，對應對危機的辦法甚至缺乏起碼的考慮，這是缺乏戰略眼光的集中表現之一。
而在踐行科技創新，把握知識經濟的時代精神方麵，中國企業又普遍顯示出缺乏遠見的一麵。
討論這一點，我不得不請出一家已經作為經典教案的企業，可惜是反麵教材——
薑偉和他的沈陽飛龍集團，吳曉波先生稱二者是“一個充滿了悲情詩意的企業家和他一手譜就的詠歎曲”。
翻看《飛龍大事記》。1990年10月，薑偉來到飛龍。此時的飛龍隻是一家注冊資本75萬元、職工60多人、生產一種名為“飛燕減肥茶”的小廠。稍後，薑偉開發出延生護寶液。盡管延生護寶液通過薑偉的廣告轟炸一片旺銷，但在1995年4月18日，薑偉不得不宣布已經取得了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的獲準文書的飛龍集團放棄上市。《大敗局》裏詳細記述了薑偉放棄上市的始末，在此挑選一個重要的片段。
我們注意這個片段——“香港的律師告訴薑偉：‘賬麵上的利潤沒有意義，在香港，8個月的拖欠即為壞賬。’他們問：你每年的技術開發投入是多少？薑偉咬咬牙說：‘2000萬元。’對方又問：你們那麼點投入，如何在未來5年支撐起20個億的銷售額？薑偉一時無以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