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像我這樣的粗陋者，平時並沒有個深思熟慮的習慣，也缺少起碼的敏銳，按說不會有什麼“脾氣”可言。然忽有一日，不知那根神經錯亂，竟生出要對當今部分社會文化作一番批評的想法。看來，是到了不說不行的程度。平時沒有脾氣的人偶有脾氣可發，是幸中之事，自然心中的想法不吐不快。但又慮及自己學識淺薄，不敢妄言，因此找了一句“淺薄書生不怕虎”的話來給自己壯膽。
前一段時間，“馬加爵事件”讓國人很是“有聊”了一陣，給相對無聊的國人算是找了點事兒。“馬加爵事件”一起，忽有一人大呼，青年一代精神危機，於是很多人大呼，青年一代精神危機。基於無聊，當下的國人越來越熱衷於討論一個又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話題。人們動輒就某一現象熱烈而又激動地大談特談起來。似乎，有什麼他非談不可的，或者他是在為人民而談，為祖國而談，不談對不起黨和國家、人民似的。結果隻是在未說明問題之前，又把這一份熱情保持到了對下一現象的投入。其認識不外乎有二：一，表示一些憤慨和譴責。二，表示對當事人的理解和同情。當然也有一些折中的說法，不過隻停留在談感想的層次上罷了。其效果為零，隻是談者們過了一把談癮而已。這種現象在國人已不算是鮮事，正常地猶如一日三餐。
如果硬要給這幫談者們找一份不被人痛恨至極的理由的話，我隻能述之為無聊。當然，我不是一味地抱殘守缺反對談論之人，批評的關鍵在於這樣的談論並沒有解決多少實質性內容，相反，大量的牽強附會和對事件本身意義的強奸倒亂了事實的本來麵目和一部分人的視聽。
試看，時至今日，還能有幾人記著那位馬兄，從他的身上汲取著所具不多的一點教訓呢？我想這樣的有心人現在恐怕打著探照燈也難找幾個出來。事實恰巧說明了國人當初的無聊和今日的健忘。在馬加爵早已走出人們的記憶的今天，我在此重提舊人舊事，並不是想追談什麼，我缺少那份愛好和激情。而是，樂意在馬加爵和社會文化的關係上說一點什麼。
馬加爵的行為，當屬變態之行列，中國人時下熱衷於變態，青年人尤甚，其規模很具廣泛性，程度愈演愈烈，形式不斷推陳出新。先是少年兒童紛紛棄學逃走，後來是歌星、作家們脫掉褲子大放異彩，接下來作為時代精英的馬加爵又給我們大開了殺戒。變態者們總是變態在人們的想象之外。往往我們還沒有準備好心情，變態者們已完成了他們的傑作。
我願意把這一切歸咎於社會文化，盡管這完全有可能被指責為牽強附會，然而我以為中國當代的社會文化確有許多不大好說的問題，而且還很嚴重，究竟如何個不大好說，在未找到更好的詞表達之前，姑且稱之為變態文化。
比如音樂，如今的歌壇是變態得最為嚴重的一塊，變態者們雲集於此，百變其態，無醜不達其極。歌手們的歌越唱越難聽，詞越寫越無趣，表達的情緒莫名其妙，使人很不能理解他們到底要幹什麼，為啥要跟我們的聽覺過不去。近年來華語歌壇榜中榜前十名中每有八九是變態之人。諸如周傑倫、陶喆之流，其嘟囔之情態每讓人生出尿意，陶在《黑色柳丁》裏大唱“我隻想哭，我隻想哭……”我想他幹脆哭得了，比他唱的或許會好聽一些，至於周傑倫，更讓人不能理解他要幹啥，每逢其唱，我必無比痛苦，吐字猶如便秘便罷，還總要掄一對二節棍，讓人懷疑他是要自殘或是打人。這批變態者其歌唱的難聽程度較之驢叫有過之而無不及，曾聞建安時期有一變態詩人好聽驢叫，想他若生逢此世，必遇大飽耳福之機。唱也就唱罷，誰叫我不能長一對變態的耳朵呢，然尤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這些變態之音卻受到了國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的瘋狂喜愛。看來，中國人的變態已具有了堅實的“社會基礎”和充分的“後備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