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謂命運，就是說，這一出“人間戲劇”需要各種各樣的角色，你隻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隨意調換。
寫過劇本的人知道，要讓一出戲劇吸引人，必要有矛盾，有人物間的衝突。矛盾和衝突的前提，是人物的性格、境遇各異，乃至天壤之異。上帝深諳此理，所以“人間戲劇”精彩紛呈。
寫劇本的時候明白，之後常常糊塗，常會說：“我怎麼這麼倒黴！”其實誰也有“我怎麼這麼走運”的時候，隻是這樣的時候不嫌多，所以也忘得快。
但是，若非“我怎麼這麼”和“我怎麼那麼”，我就是我了嗎？我就是我。我是一種限製。
比如我現在要去法國看世界杯，一般來說是坐飛機去，但那架飛機上天之後要是忽然不聽話，發動機或起落架謀反，我也沒辦法再跳上另一架飛機了，一切隻好看命運的安排，看那一幕戲劇中有沒有飛機墜毀的情節，有的話，多麼美妙的足球也隻好由別人去看。
二
把身體比作一架飛機，要是兩條腿（起落架）和兩個腎（發動機）一起失靈，這故障不能算小，料必機長就會走出來，請大家留些遺言。
躺在透析室的病床上，看鮮紅的血在透析器裏汩汩地走--從我的身體裏出來，再回到我的身體裏去。
那時，我常仿佛聽見飛機在天上掙紮的聲音，猜想上帝的劇本裏這一幕是如何編排的。
有時候我設想我的墓誌銘，並不是說我多麼喜歡那路東西，隻是想，如果要的話最好要什麼？要的話，最好由我自己來選擇。
我看好《再別康橋》中的一句：我輕輕地走，正如我輕輕地來。在徐誌摩先生，那未必是指生死，但在我看來，那真是最好的對生死的態度，最恰當不過，用作墓誌銘再好也沒有。我輕輕地走，正如我輕輕地來，掃盡塵囂。
但既然這樣，又何必弄一塊石頭來作證？還是什麼都不要吧，墓地、墓碑、花圈、挽聯以及各種方式的追悼，什麼都不要才好，讓寂靜，甚至讓遺忘，去讀那詩句。
我希望“機長”走到我麵前時，我能鎮靜地把這樣的遺言交給他。但也可能並不如願，也可能“篩糠”。就算“篩糠”吧，講好的遺言也不要再變。
三
有一回記者問到我的職業，我說是生病，業餘寫一點東西。
這不是調侃，我這四十八年大約有一半時間用於生病，此病未去彼病又來，成群結隊好像都相中我這身體是一處樂園。
或許“鐵生”二字暗合了某種意思，至今竟也不死。
但按照某種說法，這樣的不死其實是懲罰，原因是前世必沒有太好的記錄。
我有時想過，可否據此也去做一回演講，把今生的懲罰與前生的惡跡一樣樣對照著擺給--比如說，正在腐敗著的官吏們去作警告？但想想也就作罷，料必他們也是無動於衷。
四
生病也是生活體驗之一種，甚或算得一項別開生麵的遊曆。
這遊曆當然是有風險，但去大河上漂流就安全嗎？不同的是，漂流可以事先做些準備，生病通常猝不及防；漂流是自覺的勇猛，生病是被迫的抵抗。
漂流，成敗都有一份光榮，生病卻始終不便誇耀。
不過，但凡遊曆總有酬報：異地他鄉增長見識，名山大川陶冶性情，激流險阻錘煉意誌，生病的經驗是一步步懂得滿足。
發燒了，才知道不發燒的日子多麼清爽。咳嗽了，才體會不咳嗽的嗓子多麼安詳。剛坐上輪椅時，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豈非把人的特點搞丟了？便覺天昏地暗。
等到又生出褥瘡，一連數日隻能歪七扭八地躺著，才看見端坐的日子其實多麼晴朗。
後來又患尿毒症，經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懷戀起往日時光。
終於醒悟：其實每時每刻我們都是幸運的，因為任何災難的前麵都可能再加一個“更”字。
五
坐上輪椅那年，大夫們總擔心我的視神經會不會也隨之作亂，隔三差五推我去眼科檢查，並不聲張，事後才告訴我已經逃過了怎樣的凶險。
人有一種壞習慣，記得住倒黴，記不住走運，這實在有失厚道，是對神明的不公。那次擺脫了眼科的糾纏，常讓我想想後怕，不由得瞑揖默謝。
不過，當有人勸我去佛堂燒炷高香，求佛不斷送來好運，或許能還給我各項健康時，我總猶豫。
不是不願去朝拜（更不是不願意忽然站起來），佛法博大精深，但我確實不認為滿腹功利是對佛法的尊敬。便去燒香，也不該有那樣的要求，不該以為命運欠了你什麼。
莫非是佛一時疏忽錯有安排，倒要你這凡夫俗子去提醒一二？唯當去求一份智慧，以醒貪迷。
為求實惠去燒香磕頭念頌詞，總讓人擺脫不掉阿諛、行賄的感覺。就算是求人辦事吧，也最好不是這樣的邏輯。
實在碰上貪官非送禮不可，也是鬼鬼祟祟的才對，怎麼竟敢大張旗鼓去佛門徇私舞弊？佛門清靜，憑一肚子委屈和一遝賬單還算什麼朝拜？
六
約伯的信心是真正的信心。約伯的信心前麵沒有福樂作引誘，有的倒是接連不斷的苦難。
不斷的苦難曾使約伯的信心動搖，他質問上帝：作為一個虔誠的信者，他為什麼要遭受如此深重的苦難？但上帝仍然沒有給他福樂的許諾，而是譴責約伯和他的朋友不懂得苦難的意義。
上帝把他偉大的創造指給約伯看，意思是說：這就是你要接受的全部，威力無比的現實，這就是你不能從中單單拿掉苦難的整個世界！約伯於是醒悟。
不斷的苦難才是不斷地需要信心的原因，這是信心的原則，不可稍有更動。倘其預設下絲毫福樂，信心便容易蛻變為謀略，終難免與行賄同流。
甚至光榮，也可能腐蝕信心。在沒有光榮的路上，信心可要放棄麼？以苦難去作福樂的投資，或以聖潔贏取塵世的榮耀，都不是上帝對約伯的期待。
七
曾讓科學大傷腦筋的問題之一是：宇宙何以能夠滿足如此苛刻的條件--陽光、土壤、水、大氣層，以及各種元素恰到好處的比例，以及地球與其他星球妙不可言的距離--使生命孕育，使人類誕生？
若一味地把人和宇宙分而觀之，人是人，宇宙是宇宙，這腦筋就怕要永遠傷下去。
天人合一，科學也漸漸醒悟到人是宇宙的一部分，這樣，問題似乎並不難解：任何部分之於整體，或整體之於部分，都必定密切吻合。
譬如一隻花瓶，不小心摔下幾塊碎片，碎片的邊緣盡管參差詭異，拿來補在花瓶上也肯定嚴絲合縫。而要想複製同樣的碎片或同樣的缺口，比登天還難。
八
世界是一個整體，人是它的一部分，整體豈能為了部分而改變其整體意圖？這大約就是上帝不能有求必應的原因。
這也就是人類以及個人永遠的困境。每個角色都是戲劇的一部分，單捉出一個來寵愛，就怕整出戲劇都不好看。
上帝能否插手人間？一種意見說能，整個世界都是他創造的呀。另一種意見說不能，他並沒有體察人間的疾苦而把世界重新裁剪得更好。
從後一種理由看，他確是不能。但是，從他堅持整體意圖的不可改變這一點想，他豈不又是能嗎？對於向他討要好運的人來說，他未必能。
但是，就約伯的醒悟而言，他豈不又是能嗎？
九
撒旦不愧是魔鬼，慣於歪曲信仰的意義。撒旦對上帝說：約伯所以敬畏你，是因為你賜福於他，否則看他不咒罵你！
上帝想看看是不是這樣，便允許撒旦奪走了約伯的兒女和財產，但約伯的信心沒有動搖。
撒旦又對上帝說：單單舍棄身外之物還不能說明什麼，你若傷害他的身體，看看會怎樣吧！上帝便又允許撒旦讓約伯身染惡病，但信者約伯仍然沒有怨言。
撒旦的邏輯正是行賄受賄的邏輯。
約伯沒有讓撒旦的邏輯得逞。
可是，他卻幾乎迷失在另一種對信仰的歪曲中：“約伯，你之所以遭受苦難，料必是你得罪過上帝。”這話比魔鬼還可怕，約伯開始覺得委屈，開始埋怨上帝的不公正了。
這樣的埋怨我們也熟悉。
好幾次有人對我說過，也許是我什麼時候不留神，說了對佛不夠恭敬的話，所以才病而又病，我聽了也像約伯一樣頓生怨憤--莫非佛也是如此偏愛恭維、心胸狹窄？
還有，我說約伯的埋怨我們也熟悉，是說，背運的時候誰都可能埋怨命運的不公平，但是生活，正如上帝指給約伯看到的那樣，從來就布設了凶險，不因為誰的虔敬就給誰特別的優惠。
十
可是上帝終於還是把約伯失去的一切還給了約伯，終於還是賜福給了那個屢遭厄運的老人，這又怎麼說？
關鍵在於，那不是信心之前的許諾，不是信心的回扣，那是苦難極處不可以消失的希望啊！上帝不許諾光榮與福樂，但上帝保佑你的希望。
人不可以逃避苦難，亦不可以放棄希望--恰是在這樣的意義上，上帝存在。命運並不受賄，但希望與你同在，這才是信仰的真意，是信者的路。
十一
重病之時，我總想起已故好友周英，想起他躺在病房裏，瘦得隻剩一副骨架，高燒不斷，潰爛的腹部不但不愈合反而在擴展……
窗外陽光燦爛，天上流雲飛走，他閉上眼睛，從不呻吟，從不言死，有幾次就那麼昏過去。就這樣，三年，他從未放棄希望。現在我才看見那是多麼了不起的信心。
三年，那是一分鍾一分鍾連接起來的，漫漫長夜到漫漫白晝，每一分鍾的前麵都沒有確定的許諾，無論科學還是神明，都沒給他寫過保證書。
我曾像所有他的朋友一樣讚歎他的堅強，卻深藏著迷惑：他在想什麼，怎樣想？
可能很簡單：他要活下去，他不相信他不能夠好起來。從約伯故事的啟示中我知道：真正的信心前麵，其實是一片空曠，除了希望什麼也沒有，想要也沒有。
但是他沒能活下去，三年之後的一個早晨，他走了。這是對信心的嘲弄嗎？當然不是。信心，既然不需要事先的許諾，自然也就不必有事後的恭維，它的恩惠唯在渡涉苦難的時候可以領受。
十二
求神明保佑，可能是人人都會有的心情。“人定勝天”是一句言過其實的鼓勵，“人是被拋到這個世界上來的”才是實情。
生而為人，終難免苦弱無助，你便是多麼英勇無敵，多麼厚學博聞，多麼風流倜儻，世界還是要以其巨大的神秘置你於無知無能的地位。
有一部電影，《愷撒大帝》。愷撒大帝威名遠揚，可謂“幾百年才出一個”。其中一個情節：他唯一傾心的女人身患重病，百般醫藥，千般祈告，終歸不治。
愷撒，這個意誌從未遭遇過抗逆的君主，涕淚橫流仰麵蒼天，一聲暴喊：“老天哪！把她還給我，愷撒求你了！”
那一聲喊讓人魂驚魄動。他雖然仍不忘記他是愷撒，是帝王，說話一向不打折扣，但他分明是感到了一種比他更強大的力量，他以一生的威嚴與狂傲去垂首哀求，但是……
結果當然簡單--劇場燈亮，愷撒時代與電影時代相距千載，英雄美人早都在黑暗的宇宙中灰飛煙滅。
我也曾這樣祈求過神明，在地壇的老牆下，雙手合十，滿心敬畏（其實是滿心功利）。但神明不為所動。是呀，愷撒尚且哀告無功，我是誰？
古園寂靜，你甚至能感到神明在傲慢地看著你，以風的穿流，以雲的變幻，以野草和老樹的輕響，以天高地遠和時間的均勻與漫長……
你隻有接受這傲慢的逼迫，曾經和現在都要接受，從那悠久的空寂中聽出回答。
十三
有三類神。第一類自吹自擂好說瞎話，聲稱萬能，其實扯淡，大水衝了龍王廟的事並不鮮見。
第二類喜歡惡作劇，玩弄偶然性，讓人找不著北。比如足球吧，世界杯賽，就是用上最好的大腦和電腦，也從未算準過最後的結局。所以那玩意兒可以大賣彩票。小小一方足球場，滿打滿算二十幾口人，便有無限多的可能性讓人料想不及，讓人哭，讓人笑，讓翩翩紳士當眾發瘋，何況偌大一個人間呢。
第三類神，才是博大的仁慈與絕對的完美。仁慈在於，隻要你往前走，他總是給路。在神的字典裏，行與路共用一種解釋。
完美呢，則要靠人的殘缺來證明，靠人的向美向善的心願證明。在人的字典裏，神與完美共用一種解釋。但是，向美向善的路是一條永遠也走不完的路，你再怎樣走吧，“月亮走我也走”，它也還是可望而不可即。
劉小楓先生在他的書裏說過這樣的意思：人與上帝之間有著永恒的距離。這很要緊。否則，信仰之神一旦變成塵世的權杖，希望的解釋權一旦落到哪位強徒手中，就怕要惹禍了。
十四
唯一的問題是：向著哪一位神，祈禱？
說瞎話的一位當然不用再理他。
愛好偶然性的一位，有時候倒真是要請他出麵保佑。事實上，任何無神論者也都免不了暗地裏求他多多關照。但是，既然他喜歡的是偶然性而並不固定是誰，你最好就放明白些，不能一味地指靠他。
第三位才是可以信賴的。他把行與路作同一種解釋，就是他保證了與你同在。路沒有盡頭，便是他遙遙地總在前麵，保佑著希望永不枯竭。
他所以不能親臨俗世，在於他要在神界恪盡職守，以展開無限時空與無限的可能，在於他要把完美解釋得不落俗套、無與倫比，不至於還俗成某位強人的名號。
他總不能為解救某處具體的疾苦，而置那永恒的距離失去看管。所以，北京人王啟明執意去紐約尋找天堂，真是難為他了。
十五
我尋找他已多年，因而有了一點兒體會：凡許諾實惠的，是第一位。有時取笑你，有時也可能幫你一把的是第二位。
第三位則不在空間中，甚至也不在尋常的時間裏，他隻存在於你眺望他的一刻，在你體會了殘缺去投奔完美、帶著疑問但並不一定能夠找到答案的那條路上。
因而想到，那也應該是文學的地址，詩神之所在，一切寫作行為都該仰望的方向。
奧斯維辛之後人們對詩產生了懷疑，但正是那樣的懷疑吧，使人重新聽見詩的消息。那樣的懷疑之外，詩，以及一切托名文學的東西，都越來越不足信任。
文學的心情一旦順暢起來，就不大明白為什麼一定要有它。說生活是最真實的，這話怎麼好像什麼也沒說呢？大家都生活在生活裏，這樣的真實如果已經夠了，文學幹嘛？
說藝術源於生活，或者說文學也是生活，甚至說它們不要淩駕於生活之上，這些話都不易挑剔到近於浪費。布萊希特的“間離”說才是切中要害。
藝術或文學，不要做成生活（哪怕是苦難生活）的侍從或幫腔，要像偵探，從任何流暢的秩序裏聽見磕磕絆絆的聲音，在任何熟悉的地方看出陌生。
十六
寫《務虛筆記》的時候，我忽然明白：凡我筆下人物的行為或心理，都是我自己也有的，某些已經露麵，某些正蟄伏於可能性中伺機而動。
所以，那長篇中的人物越來越互相混淆--因我的心路而混淆，又混淆成我的心路：善惡俱在。
這不是從技巧出發。我在哪兒？一個人確切地存在於何處？除去你的所作所為，還存在於你的所思所欲之中。
於是可以相信：凡你描寫他人描寫得（或指責他人指責得）準確--所謂一針見血，入木三分，惟妙惟肖--之處，你都可以沿著自己的理解或想象，在自己的心底找到類似的埋藏。
真正的理解都難免是設身處地，善如此，惡亦如此，否則就不明白你何以能把別人看得那麼透徹。作家絕不要相信自己是天命的教導員，作家應該貢獻自己的迷途。
讀者也一樣，在迷途麵前都不要把自己洗得太幹淨，你以什麼與之共鳴呢？可有誰一點兒都不能體會醜惡所走過的路徑嗎？
這便是人人都需要懺悔的理由。發現他人之醜惡，等於發現了自己之醜惡的可能，因而是已經需要懺悔的時刻。這似乎有點過分，但其實又適合國情。
十七
眼下很有些宗教熱的味道，至少宗教一詞終於在中國擺脫了貶義，信佛、信道、信基督都可以堂堂正正，本來嘛。但有一個現象倒要深想：與此同時，經常聽到的還是“挑戰”，向著這個和向著那個，卻很少聽到“懺悔”。
懺悔是要向著自己的。前些天聽一位學者說，他在考證“文革”時期的暴力事件時發現，出頭作證的隻有當年的被打者，卻沒有打人的人站出來說點兒什麼。
隻有蒙冤的往事，卻無撫痛的懺悔，大約就隻能是怨恨不斷地克隆。缺乏懺悔意識，隻好就把慘痛的經驗歸罪給曆史，以為瀟灑，以為豁達。
好像曆史是一隻垃圾箱，把些誰也不願意再沾惹的罪孽封裝隱蔽，大家就都可以清潔。
懺悔意識，其實並非隻是針對那些文革中打過人的人。輝煌的曆史倘不是幾個英雄所為，慘痛的曆史也就不由幾個歹徒承辦。
或許，那些打過人的人中，已知懺悔者倒要多些，至少他們的不敢站出來這一點已經說明了良心的沉重。
倒是自以為與那段曆史的黑暗無關者，良心總是輕鬆著--“笑話，我可有什麼要懺悔？”但是，你可曾去製止過那些發生在你身邊的暴行麼？
尤其值得這樣設想：要是那時以革命的名義把皮帶塞進你手裏，你敢於拒絕或敢於抗議的可能性有多大？
這樣一問，理直氣壯的人肯定就會少下去，但輕鬆著的良心卻很多，仍然很多，還在多起來。
十八
記得“文革”剛開始時，我曾和一群同學到清華園裏去破過四舊，一路上春風浩蕩落日輝煌，少年們滿懷豪情。
記不清是到了誰家了，總之是一位“反動學術權威”吧，到了人家的客廳裏砸碎幾隻花瓶，又去人家的臥室裏割破了兩雙尖皮鞋，然後便想不出再要怎樣表現一腔忠勇。
幸虧那時知識太少，否則就可能親手毀滅一批文物，可見知識也並不擔保善良。
正當我們發現了那家主人的發型有階級異己之嫌，高叫剪刀何在時，樓門內外傳來了更為革命的呐喊：“非紅五類不許參加我們的行動！”
這樣，幾個同學留下來繼續革命，另幾個怏怏離去。我在離去者中。一路上月影清疏晚風幽怨，少年們默然無語，開始注意到命運的全麵臉色。
待暴力升級到拳腳與棍棒時，這幾個不紅不黑的少年已經明確自己的地位，隻作旁觀了。我不敢反對，也想不好該不該反對，但知不能去反對，反對的效果必如牛反對拖犁和馬反對拉車一般。我心裏兼著恐懼、迷茫、沮喪，或者還有一些同情。
恐懼與同情在於：有個被打的同學不過是因為隱瞞了出身，而我一直擔心著自己的出身是否應該再往前推一輩，那樣的話，我就正犯著同樣的罪行。
迷茫呢，說起來要複雜些：原來大家不都是相處得好好的麼，怎麼就至於非這樣不可？此其一；其二，你說打人不對，可敵人打我們就行，我們就該文質彬彬？偉大的教導可不是這樣說的；其三，其實可笑--想想吧，什麼是“我們”？我可是“我們”？我可在“我們”之列？我確實感覺到了那兒埋藏著一個怪圈。
十九
幾年以後我去陝北插隊。在山裏放牛，青天黃土，崖陡溝深，思想倒可以不受拘束，忽然間就看清了那個把戲：我不是“我們”，我又不想是“他們”，算來我隻能是“你們”。“你們”是不可以去打的，但也還不至於就去挨。“你們”是一種候補狀態，有希望成為“我們”，但稍不留神也很容易就變成“他們”。這很關鍵，把越多的人放在這樣的候補位置上，“我們”就越具權勢，“他們”就越遭孤立，“你們”就越要乖乖的。
這邏輯再行推演就更令人膽寒：“你們”若不靠攏“我們”，就是在接近“他們”；“你們”要是不能成為“我們”，“你們”還能總是“你們”？這邏輯貫徹到那副著名的對聯裏去時，黑色幽默便有了現實的中國版本。
記得我站在高喊著那副對聯的人群中間，手欲舉而又怯，聲欲放卻忽收，於是手就舉到一半，聲音發得含含糊糊。“你們”要想是“我們”，“你們”就得承認“你們”是混蛋，但是但是，“你們”既然是混蛋又怎能再是“我們”？那個越要乖乖的位置其實是終身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