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風暴遠去了還是停歇了？ 被高估的新政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後，國際金融形勢發生了一些重要變化，這些變化主要是：業界、學界對金融危機原因的思考；國際組織采取的行動措施；2010年7月美國誕生了新的金融監管法案（詳見本章附錄）；2010年9月《巴塞爾協議（Ⅲ）》[ 《巴塞爾協議（Ⅲ）》在提高全球銀行業最低資本標準方麵規定如下：一級資本充足率下限從現行的4%上調至6%，“核心”一級資本占銀行風險資產的下限從現行的2%提高到4.5%。新的一級資本規定於2013年1月至2015年1月執行。總資本充足率要求在2016年以前仍為8%。增設總額不低於銀行風險資產2.5%的“資本緩衝超額資本”，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分階段執行。此後，“核心”一級資本、一級資本、總資本充足率分別提升至7.0%、8.5%和10.5%。提出0~2.5%的逆周期資本緩衝區間，由各國根據情況自行安排。]達成全球共識；中國政府強力的經濟刺激計劃；中國金融監管的改進等。不過，全麵體現金融思想進步的還是20國集團的3次金融峰會（華盛頓、倫敦、匹茲堡峰會），這3次峰會就應對經濟金融危機提出了非常有價值的思想、策略和措施，尤其是華盛頓金融峰會宣言和倫敦金融峰會公報及其題為《加強金融係統》的宣言的基本原則，幾乎包含了金融運作的方方麵麵。比如倫敦金融峰會的公報稱“金融業的重大衰退，以及金融監管措施的重大失誤，是導致當前危機的根本原因”。峰會計劃采取的措施包括創立一個全新的金融穩定委員會（簡稱FSB），作為金融穩定論壇（簡稱FSF）的繼承性機構，其成員包括20國集團的所有成員國、FSF成員國、歐盟委員會；擴大監管措施的適用範圍，將所有金融機構、金融工具、金融市場涵蓋在內，首次覆蓋對整個金融係統來說都十分重要的對衝基金；將信用評級機構納入監管措施的適用範圍，以確保這些機構能達到良好的國際行為標準，尤其是要防止出現令人無法接受的利益衝突；認可並實施FSF有關薪酬的最新強硬原則，為所有公司的可持續性薪酬計劃和企業社會責任提供支持等。
在國家層麵，美國政府的反思富有成效。2010年7月2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金融監管改革法案，使之成為法律。這項改革由在金融危機中上任的奧巴馬政府於2009年6月正式提出，加上先前的醞釀溝通，曆時近兩年。其間，美國國會眾議院和參議院分別於2009年12月和2010年5月通過了各自的金融監管改革法案版本。6月30日，眾議院通過了兩院統一的版本；7月15日，參議院通過了最終版本的法案。奧巴馬在簽署儀式上說：“這項改革代表著曆史上最有力的消費者金融保護。”有關方案將由一個新的消費者保護機構執行，該機構隻有一項任務，即在金融係統中保護人民，而不是大銀行、貸款人、投資機構。這項改革將終止對大銀行的救助，有利於美國經濟。這項名為《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個人消費者保護法》的法案以領導這一立法的兩位國會議員命名，即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克裏斯多弗·多德（Christopher Dodd）和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主席巴尼·弗蘭克（Barney Frank）。法案致力於保護消費者、解決金融業係統性風險等問題，旨在避免2008年的金融危機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