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風暴遠去了還是停歇了？ 金融監管仍然存在缺陷
2009年春天，離美國金融危機的總爆發隻不過僅僅隔了半年多，中國的金融機構就好像已經對這場金融危機恍如隔世了，在當年春天的博鼇亞洲論壇上，金融界興奮地發出了共同的聲音：原來以為我國監管當局會因為金融危機而限製金融產品和金融工具創新，現在我們可以放心了。危機後的金融局麵是，金融同業在對客戶和資金的競爭上，依然是無序的和血腥的；資本市場，還有整個金融市場到處都是對資本、金融資源的貪婪和不擇手段的掠奪。
經濟金融危機並不是由於監管缺失，或監管不到位導致的，有時候甚至連係統性金融風險也不完全是由監管缺失或監管不到位導致的。經濟金融危機的生成和控製有三個層麵的力量在發生作用：第一個層麵是一個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發展走向，這主要是經濟和金融發展觀在起作用，這是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問題；第二個層麵是一個國家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這是宏觀經濟導向和調控思想、調控目標的問題；第三個層麵才是金融監管和其他行業的市場監管問題。上述三個層麵，是由前麵的拉著後麵的走，監管的能耐很有限。
但是，金融監管的問題還是非常值得剖析的，監管不是沒有問題，而是問題很大，但它是一個體製和機製的問題。金融危機從根本上並不是由監管導致的，監管沒有那麼大的權力和能量。
實際上，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監管不力和有效性不足都具有普遍性。我們這個時代的金融監管主要存在以下五個方麵的問題：一是監管者和被監管者這些行業成員的思想和觀念存在很大的一致性；二是監管者的出發點多數情況下是為金融機構著想的；三是基於行業圈的封閉意識，監管者看不到自家人所作所為給社會帶來的風險和危害；四是監管者和被監管者在很多情況下或在很多方麵存在很大的利益一致性；五是監管者與最新的金融實踐存在一定的距離，無法弄明白不斷發展、數量龐大、日益複雜的金融新產品和衍生工具。雖然《巴塞爾協議（Ⅲ）》達成全球共識，但其對銀行無盡擴張的動力，以及產生的後果尚無足夠的認識。
那麼，從金融監管存在的五個問題中我們發現了什麼？
我們發現，前四個問題都是由監管者和被監管者的角色經常互換造成的，或者說是監管當局與金融機構之間人員的相互流動造成的。監管當局與金融機構之間人員互相流動的主要表現就是金融機構的高層領導升任監管機構的領導人，或監管機構的高層領導到金融機構最高管理層擔當要職，甚至擔任董事長或CEO。這種現象早已是自然、悠久的政治規則，不管是美國，還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都普遍存在，隻是依據的製度不同，表現形式略有差別而已。這一現象說明，無論是在人類的經濟生活中還是政治生活中，許多我們習以為常的事物其實很荒謬，很多問題都出在習以為常上，金融管家與金融家的關係荒謬的根本原因是他們在血緣上同脈。
在美國，從格林斯潘先生到保爾森先生，再到很多跨國金融機構的CEO，許多人都有著從金融機構首腦到政府金融監管機構要員，或是從政府監管機構要員到金融機構首腦的職業經曆。如格林斯潘，曾在一家與人共同創辦的經濟谘詢公司先後擔任副總裁、董事長、總裁，其職業跨度長達20年之久。早一點，在克林頓總統任內擔任財政部部長的羅伯特·魯賓（Robert Edward Rubin），曾於1966年加入高盛，5年後成為合夥人，1990年與史蒂芬·弗裏德曼（Stephen Friedman）一道擔任高盛集團共同主席及共同高級合夥人，為高盛服務長達26年。1999年10月，魯賓辭職離開克林頓政府後受聘進入花旗，擔任花旗集團執行委員會主席。2007年，花旗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查爾斯·普林斯（Charles O. Prince）辭職後，魯賓又擔任花旗集團總裁。更早一點，曾在哈定、柯立芝、胡佛三位總統任內擔任財政部部長的安德魯·梅隆（Andrew W. Mellon），也曾經是一位私人銀行家，1929年美國的經濟危機和隨後的大蕭條就是在他的任期內發生的。今天，奧巴馬連任總統後的財政部部長雅各布·盧（Jacob Lew），曾任花旗集團全球財富管理部門首席運營官及替代投資部門首席運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