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有人分析說，當時政府這樣處理，可能和希望公司已經形成的影響力有關經過劉永行四兄弟幾年的努力，希望公司已經成為中國私營企業中的一麵旗幟，在國內外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如果處置不當，可能在全國產生爆炸性的影響，也會在國際上引起不好的反響。
劉永行兄弟一方麵感謝媒體在需要的時候伸出了援手，一方麵也感到特別心酸，因為私營企業在當時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
2004年，有記者這樣問劉永言：“希望集團哪個階段最困難？”
劉永言仍心有餘悸地說：“1990年最困難！當時有人要清算私營企業主，我們不得不把全部財產2000萬捐獻給國家，都簽好字送到縣委，結果沒有批。如果批了，希望集團可能就不存在了，我們兄弟的命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南巡講話驅散改革陰霾
開始局部性擴張
“二哥，二哥！你快看看這篇文章。”
1992年4月的一天，劉永好拿著一張報紙，興衝衝地走進了二哥劉永行的辦公室。劉永行一看，那篇文章的題目是：《東方風來滿眼春》。
一直負責營銷和對外宣傳、接待工作的劉永好，對政治風向的嗅覺特別靈敏。他興奮地說：“看來政策要變，我們大發展的時候真的要來了！”
當時，劉永行兄弟正碰上了一件特煩惱的事情1991年，四川內江的東興飼料廠的廠長就主動找上門來，希望與他們合資。此之前的2年時間，這個飼料廠因為激烈的競爭陷入巨虧之中，最後連工資都發不出來了。但他們在80年代末剛剛改造完成一條不錯的生產線，卻讓劉永行兄弟十分滿意。
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國營企業的改革一直是政府的心頭病。從1984年起，各項改革措施年年花樣翻新，從利改稅、承包製、政企分開，到優化組合、股份製、租賃製，藥方開出了一帖又一帖，卻罕有成效。
在國家諸多政策傾斜和大量資金注入之下，國企仍然麵臨著生產回升緩慢、效益下降、虧損翻番的慘淡局麵。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期，此時的國營企業改革再也沒有原來那種“一改就靈”、“一包就活”的意氣風發，更多的時候，它帶有一種悲壯而無奈的氣息。
此時，國企隻得低下高貴的頭顱，與生機勃勃的私營企業或鄉鎮企業進行聯營合作成為一種無奈之舉。
各取所需的雙方迅速達到一致：東興飼料廠把他們的固定資產、原材料和國有土地的使用權一次性有償轉讓給希望公司，而職工則以借用的方式保留，由希望公司來安排和管理。
但是這個方案在報批時，卻遭到了內江市糧食係統領導的斷然否定。
最主要的原因，是當時對於姓“社”姓“資”的爭論正是異常激烈的時候，地方官員自然對私營企業充滿了忌諱與警惕；其次，當時另外有一家外資企業也盯上了東興飼料廠，雖然他們的報價比希望公司的要低，但是地方官員認為，引進外資可以當作一項政績來上報，同時外資還能享受很多優惠政策。
為此事，原來的廠長和職工很是不滿，廠長甚至為此辭職。此事在四川引起了巨大震動，新華社的《經濟參考報》還專門為此發了信息，質問“為何寧與外商，不與國人？”
其實早在1991年8月10日，劉永行兄弟就在成都注冊成立了“成都希望有限公司”，陳育新出任董事長兼總經理。1991年底，希望公司的發展超出了劉永行兄弟的預期，銷售額首次突破了1億元大關，同時完成利稅1000萬元。
當時，他們在新津建立的兩條飼料生產線已經是滿負荷運轉，但仍跟不上市場的需求。在工廠的門口，徹夜排隊等待拉貨的汽車蜿蜒排成長龍，最長的竟然要等上28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