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5·19”井噴帶來的一波股市大行情，也讓呂梁、劉波、宋朝弟、宋如華等莊家瘋狂起舞。“把自己變成野獸，也就擺脫了做人的痛苦”，中國股市淪落為沒有道德底線的野蠻之域。
當時，唐萬新旗下的“三駕馬車”，在短短三、四年時間內，累計漲幅均超過了1000%，到2001年3月，德隆的莊家從這種坐莊活動中總共獲利52億元。
而東方希望集團閑置資金在最高時曾達到過10億元人民幣之巨，劉永行完全更有實力去股市上獲利。但即使錢多得燒手了，他對於當時風行一時的股市炒作卻沒有絲毫興趣：“從股票二級市場上得來的錢不適合於我，我良心過不去。而且我也覺得它不安全，如果我也從二級市場上得到幾十個億，我會很害怕。我現在這樣過得踏實。”
其實，劉永行兄弟才是中國企業家最早進行資本運作的企業家。“從1991年就開始到現在兼並了幾十個工廠。兼並難道不是資本運作嗎？”但劉永行同時認為，資本運作必須與你的能力相適應，而且你必須有責任感，“用老話講，就是你的良心得過得去。良心這個東西是人的價值觀的最基本出發點，是人之為人的下限，沒有這一點，人還是人嗎？”
“我不是德隆，投資金融，實在沒有什麼可供想象的空間。”劉永行“抱歉”地說。在沒有找到支撐集團持續發展的第二產業之前，他投的都是一些閑錢，隻不過是為了增加手頭現金的利用率而已。比如他投資參股了光大銀行、上海銀行、民生銀行、成都商業銀行、民生保險公司、光明乳業、北京南山滑雪場等，總投資超過2億元。
這些投資都是一種臨時性的措施，既可以做長期的戰略型的投資、也可以做資金的財務投資，都有好的前景，可以每年分紅，而且有很好的退出機製，這樣既可以實現閑置資金的增值，又可以在需要資金的時候容易變現。
“閑置資金是一種不事生產的罪惡資產。”正如美國輝瑞製藥公司總裁約翰·麥基恩所說的那樣，作為一名企業家，是絕對不容許資金在自己手裏深沉閑置起來的。但金融業也決不是劉永行的“正選”，因為投資金融業的回報率並不見得比投資實業高，而且劉永行也喜歡踏踏實實地做實業。
“我給企業做過15年規劃，因為這樣不會急功近利，不至於做事情太毛糙。”劉永行認為，真正的財富是建立在實業、產品經營的基礎上，通過資本市場的放大，使得它集中到優勢企業手上，讓優秀的經理人來掌管，使它增值更快，從而為股東和社會創造價值。“我們現行的管理機製是背離這個原則的，所以一定要調整。不調整就會出現一種謬論：賭博可以成為社會價值增加的源泉。”
劉永行甚至連公司上市都不感冒，認為完全沒有那個必要：“圈到錢以後你幹什麼？沒有明確的投資方向，那會成為一個包袱的。……一些大股東甚至把上市公司變成自己財務部。把錢提走固然可怕，更可怕的是把錢稀裏糊塗地變成固定資產，這些錢一旦‘固化’就基本上意味著退不出來了，現金流就有斷裂的危險。”
與四弟劉永好在金融界大張旗鼓的作風相比，劉永行幽默在說：“我比四弟偷懶，不像他那樣肯吃苦。所有金融投資和運作，概不參與具體事務，全交給東方希望投資部操辦，或委托證券公司代理。東方希望兩次接受光大銀行的股權，我均未參與具體談判；在民生保險是第一大股東，但我還沒有拜會過民生保險籌備組，也沒有通過電話。”
劉永好的“爆米花理論”
相對於二哥劉永行的小心謹慎、如履薄冰的保守相比，劉永好則更加激進和富有冒險精神。
對於資本運作，劉永好有一套“爆米花理論”：“爆米花爆炸時體積會驟然增大，一般3至5倍，大的有10多倍。我們通過研究發現，一些壟斷行業逐漸放開時，會產生類似爆米花爆炸時的效應。放開會帶來巨大的膨脹，而這裏麵有超額的利潤。這樣的機會曾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台灣出現過，現在大陸正在演繹同樣的故事。這樣的機會不多，一定要好好把握。”
在劉永好眼裏，金融業便是這樣的典型壟斷行業。他坦言，自己一生中抓住了兩個機會：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進入到飼料業，剛剛金融放開的時候進入到金融業，這才獲得了巨大的發展機遇。
劉永好分析，金融領域一直是由國家完全壟斷經營，隨著中國加入WTO，國家已允許外資的金融機構逐步介入，但有一個時間表，有三、五年的“漸變期”。金融領域在對外資開放之前，會先向內資開放。在積累了產品經營經驗之後，劉永好終於亮相於國內金融市場，開辟“試驗田”，尋找“起跳點”，從銀行、信托、租賃、保險到證券，幾乎無所不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