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政商關係頗有研究的馮侖，把它劃分為三個層麵：一個是企業與所在體製的關係；一個是企業家與官員的關係；一個是民營資本與國營資本的關係。
中國現在的實際情況是，政府製定相關政策，但商人群體目前過於弱小，無法介入此過程，也很難影響決策過程，隻有遵守執行的義務。馮侖告誡道，“聽黨的話、跟政府走，否則你的企業根本沒辦法發展。”
而劉永行兄弟則是中國民營企業家中“聽話”的典範。他們每一步發展都配合著政府的政策節奏，看著政府的臉色做事，從不鑽政府政策的空子，讓政府處於被動之處，從而也讓家族生意能避開政策調控的鋒芒。比如1982年四兄弟打算到農村養雞之前，特地找到當時的縣委書記詢問，回鄉創業“要不要得？”得到肯定的答複之後，又正兒八經地向單位打報告申請辭職，辭職報告直打到四川省副省長那裏才有了確切的批示；1992年劉氏兄弟計劃成立私營企業集團，也特地向國家工商局打報告，直到國家工商局批準才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私營企業集團希望集團；1993年劉氏四兄弟有了成立一家民營銀行的想法，就與41位政協委員共同提案，建議政府批準成立一家主要由民營企業家投資、主要為民營企業服務的銀行。直到3年以後國務院才批準，劉氏兄弟才當上民生銀行的主要股東……但黃光裕兄弟從創業開始，便一直是踏著政策和法律的邊緣邁步前行。比如早年黃光裕大哥黃俊欽便因為倒賣電器產品，被呼和浩特警方以投機倒把查扣。但在一片混沌之中，這些“孤膽英雄”似的企業家們在當時的很多“肆意妄為”之舉，也有著其積極的意義：他們對當時法律和政策底線的試探和觸犯，在客觀上拓展了它們的邊限及商業的空間；他們墜落時的驚呼聲，也為後來者標明了前進道路上的暗礁所在。
對於企業家與官員的關係，劉永行一直以來都有著極為清醒的認識，有時故意退避三舍。劉永行認為，民營企業同當地政府官員拉私人關係應該說是短期行為，企業家的著眼點應該在於如何把企業培養成優秀企業。因為任何地區的政府領導都要發展經濟，企業發展是絕對的，同領導的關係隻是相對的，如何把企業的業績變為地方領導的政績，使二者形成互利關係，建立企業在社會生存上的相對優勢，這才是企業的長遠策略。
劉永行的“官場哲學”在短期內影響了企業的發展速度和路徑。因為“房地產需要大量的（內幕）交易，需要不斷地吃飯喝酒送禮”，他最後放棄進入地產業；因為“要耗費大量精力去跑證監會、跑這個部門，跑那個部門”，他至今都沒有上市打算。
但黃光裕與某些官員的關係，則顯得親密無間得多。而黃光裕兩次重大的危機，也都是由某些官員腐敗行徑暴露所引發。如2006年，黃光裕兄弟陷入13億違規貸款的危機，起因便是因為中行北京分行原行長牛忠光案發；而這次的被調查事件，據傳是因為商務部官員郭京毅等案發，黃光裕可能涉及到國美整體上市時有行賄行為。
而更多的企業家則栽在沒有處理好民營資本與國營資本關係這個問題上。最近幾年，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影響力及控製力呈上升趨勢，出現了不少國有大型壟斷企業。國家明令禁止包括電信、能源、金融等七大行業“非公莫入”。馮侖為此提出了民營資本與國營資本合作的一個準則：合作而不競爭、補充而不替代、附屬而不僭越。
就這個層麵的政商關係而言，黃光裕並沒有過分“越位”之舉。房地產業雖然需要權力尋租，但並沒有對民營資本禁止；而他所從事的家電連鎖零售業更是競爭充分的行業。當然，家電連鎖零售業充分競爭的現狀，和他20年的努力經營有莫大關係。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商業領域，正是國營企業獨霸天下的時候，電器市場處於供不應求的大好形勢之中，國營商業企業一直躺在暴利的雲巔逍遙自在，黃光裕卻以薄利多銷為利器，蝕空了國營商業企業的根基，讓它們中的大多數如空中樓閣般轟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