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從誡說：“從一九三一到三七年，母親作為父親的同事和學術上的密切合作者，曾多次同父親和其他同事一道，在河北、山西、山東、浙江等省的廣大地區進行古建築的野外調查和實測。我國許多有價值的、成貌尚存的古代建築，往往隱沒在如今已是人跡罕至的荒郊野穀之中。當年，他們到這些地方去實地考察，常常不得不借助於原始的交通工具，甚至徒步跋涉，餐風宿雨。艱苦簡陋的生活，與尋常都市相較，至少有兩世紀的分別。……
“一九三七年六月，她和父親再次深入五台山考察，騎著騾子在荒涼的山道上顛簸，去尋訪一處曾見諸敦煌壁畫，卻久已湮沒無聞的古廟——佛光寺。七月初，他們居然在一個偏僻的山村外麵找到它，並確證其大殿仍是建於唐代後期（公元八五七年）的原構，也就是當時所知我國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構建築物（新中國成立後，在同一地區曾發現了另一座很小的廟宇，比佛光寺早七十多年）。這一發現在中國建築史和他們個人的學術生活中的意義，當然是非同小可的。直到許多年以後，母親還常向我們談起當時他們的興奮心情，講他們怎樣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無數蝙蝠扇起的千年塵埃和無孔不入的臭蟲堆中摸索著測量，母親又怎樣憑她的一雙遠視眼，突然發現了大梁下麵一行隱隱約約的字跡，就是這些字，成了建築年代的確鑿證據。而對謙遜地隱在大殿角落中本廟施主‘女弟子寧公遇’端莊美麗的塑像，母親更懷有一種近乎崇敬的感情。她曾說，當時恨不能也為自己塑一尊像，讓‘女弟子林徽因’永遠陪伴這位虔誠的唐朝婦女，在肅穆中再盤腿坐上一千年！”
新中國成立之後，林徽因進入了另一個高度。之前雖然大家都知道她是才女，可是多數時候還是會稱她為梁太太，但是解放之後，她被正式聘為清華大學建築係的一級教授、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人民英雄紀念碑建築委員會委員，她還當選為北京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文代會代表……她真正以林徽因的身份來擔任社會職務，來為人民服務了。
“新中國成立初期她所熱心從事的另一件工作，是倡導某些北京傳統手工藝品的設計改革。當時有人來向她呼籲，要挽救當時已瀕於停頓、失傳的北京景泰藍、燒瓷等手工業。她對這件事給予了極大的關住，曾和幾位年輕的工藝美術工作者一道，親自到工場、作坊中去了解景泰藍等的製作工藝，觀看老工人的實際操作。然後她又根據這些工藝特點，親自設計了一批新的構思簡潔、色調明快的民族形式圖案，還親自到作坊裏去指導工人燒製樣品。在這個過程中，她還為工藝美院帶出了兩名研究生。”
林徽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給予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她將自己放到了同時代人仰望的高度。即使作為一個業餘的詩人她也有很多小女人的浪漫情懷，但是她始終活在現實裏。她將精力和時間花在了建築研究上，偶爾的浪漫隻是用來調劑生活，讓生活更加鮮活，而她的理想和初衷始終都沒有改變過。雖然她有足夠的資本去揮霍生活、去享受浪漫、將浪漫定為生活的主旋律，但是在她的人生詞典裏，研究和保護中國的古建築才是最亮眼的詞。
建築事業是她生活的支撐，即便是在戰火紛飛、食不果腹的時期，她依舊不改初衷，拖著病體堅持研究。在李莊，雖然疾病和貧困困擾著林徽因，但是麵對天空每天轟鳴的敵人的轟炸機，林徽因還是和梁思成完成了《中國建築史》。林徽因的內心強大可見一斑，而且在逃難的過程中，她從未放棄過自己辛苦得來的研究資料，他的兒子曾經如實地記錄了當時的情景：“抗戰開始以來，輾轉幾千公裏的逃難，我們家幾乎把全部‘細軟’都丟光了，但是，戰前父親和營造學社同人們調查古建築的原始資料——數以千計的照片、實測草圖、紀錄等等，他們卻緊緊地抱在胸前，一張也沒有遺失。隻有那些無法攜帶的照相底版，還有一些珍貴的文獻，他們在離開北平前，曾經存進了天津一家外國銀行的地下保險庫，當時以為這是最安全的。不料一九三九年天津大水時，地下室被淹，所存資料幾乎全部被毀。這個消息是兩年後才傳到李莊的。姐姐告訴我，當父親母親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時都哭了。……就在這幾間四麵透風的農舍裏，父親同幾位共患難的同事，請來當地的木匠，做了幾張半原始的白木頭繪畫桌，攤開了他們的資料，決心著手全麵係統地總結整理他們戰前的調查成果，開始撰寫《中國建築史》。而母親隻要稍為好過一點就半坐在床上，翻閱《二十四史》和各種資料典籍，為書稿做種種補充、修改，潤色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