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向來被視為我國最早的散文總集，但以今天的標準來看，其中絕大部分應是當時官府處理國家大事的公務文書，準確地講它是一部體例較為完備的公文總集。
《尚書》的真偽、聚散，極其複雜曲折。相傳它由孔子編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後來儒家補充進去的。但不管怎樣，它都是我國第一部上古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著作的彙編，保存了商周時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尚書》所錄，為虞、夏、商、周各代的典、謨、訓、誥、誓、命等文獻。其中“典”是重要史實或專題史實的記載；“謨”是記君臣謀略的；“訓”是臣子開導君主的話；“誥”是勉勵的文告；“誓”是君主訓誡士眾的誓詞；“命”是君主的命令。
書中還有以人名為標題的，如《盤庚》《微子》；有以事為標題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內容為標題的，如《洪範》《無逸》。這些都屬於記言散文。也有敘事較多的，如《顧命》《堯典》。
盤庚動員臣民遷殷
《尚書》中的《盤庚》諸篇，是盤庚動員臣民遷殷的訓詞，語氣堅定、果斷，顯示了盤庚目光的遠大。其中用“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比喻煽動群眾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比喻群臣坐觀國家的衰敗，都比較形象。
書中虞、夏、商的部分文獻是據傳聞寫成的，不甚可靠。如《禹貢》，托言夏禹治水的記錄，實為古地理誌，與全書體例不一，當為後人的著述。
據古書記載，在《尚書》之前，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但都沒能傳世。所以，說起先秦散文，還得從《尚書》開始。書中文章，結構漸趨完整，有一定的層次，已注意在命意謀篇上用功夫。後來春秋戰國時期散文的勃興，是對它的繼承和發展。秦漢以後，各個朝代的製誥、詔令、章奏等文章，都明顯受其影響。
劉勰的《文心雕龍》在論述“詔策”“檄移”“章表”“奏啟”“議對”“書記”等文體時，也都溯源到《尚書》。《尚書》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帶有某些情態，而《堯典》《皋陶謨》等篇，則帶有一些神話色彩，或篇末綴以詩歌。
總之，《尚書》在語言方麵雖大都古奧難讀，但實際上也有少數文字比較形象、朗暢，曆代散文家頗多借鑒。曆來注釋和研究《尚書》的著作很多，有唐孔穎達的《尚書正義》、宋蔡沈的《書集傳》、清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注疏》等。
自漢以來，《尚書》一直被視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哲學經典，既是帝王的教科書，又是貴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經大法”，在曆史上很有影響。
《詩經》——中國首部詩歌總集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500多年的詩歌305篇。先秦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並沿用至今。這些詩當初都是配樂而歌的歌詞，保留著古代詩歌、音樂、舞蹈相結合的形式，但在長期的流傳中，樂譜和舞蹈失傳，就隻剩下詩歌了。
《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其中“風”是土風、風謠，包括了15個地方的民歌，叫“十五國風”。“風”是《詩經》中的核心內容，其中除《周南》《召南》產生於江、漢、汝水一帶外，其他均產生於黃河流域。雅是“王畿”之樂，是正聲雅樂，分“大雅”、“小雅”，其音樂特點和應用場合都有些區別。“頌”是專門用於宗廟祭祀的樂歌，分“周頌”“魯頌”“商頌”。
這些詩篇，本是歌曲的歌詞。《墨子》中說：“頌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史記》中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可見，《詩》三百篇均可誦詠、用樂器演奏、歌唱、伴舞。
《詩經》的作者
一說為孔子刪詩。司馬遷認為，古代詩三千餘篇，孔子刪為三百。一說為王者采詩。劉歆《與揚雄書》說：“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童謠、歌戲。”還有一說，認為周王朝的樂工和太師們是編撰《詩經》的功臣。
《詩經》中的樂歌，原來隻是作為各種典禮禮儀的一部分，或是娛樂，或是表達對於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看法，但到後來，《詩經》成了貴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學習《詩經》成了貴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養。
在外交場合，常常需要“賦《詩》言誌”，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意思。孔子曾說：“不學《詩》，無以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可見學習《詩經》對於上層人士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此外，《詩經》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義。孔子曾表示，經過“詩教”，可以使人“溫柔敦厚”，學《詩》可以“遠之事君，邇之事父”。孔子還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意思是說，《詩經》中的作品，總體上是符合當時社會的道德原則的。《詩經》是中國從“春秋”到“清代”的主要教課書之一。
《禮記》——先秦禮樂製度大全
《禮記》是秦漢以前儒家學者關於禮樂製度論著的選本，是儒家思想的資料彙編，也是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情況、典章製度的重要著作。其中《大學》《中庸》等篇具有較豐富的哲學思想，被列入四書，成為讀書人求取功名的必讀篇目。
《禮記》內容廣博，門類雜多，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學、曆史、祭祀、文藝、日常生活、曆法、地理等諸多方麵，幾乎包羅萬象，不僅記載和論述先秦的禮製、禮儀，還解釋儀禮，記錄孔子和弟子等的問答，並記述修身做人的準則，集中體現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學和倫理思想。
《禮記》的思想成就
教育三目的：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
學習五步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修養八步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教學五原則：教學相長、長善救失、啟發誘導、藏息相輔、因材施教
教學三方法：講解、問答、練習
學者有四失：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
《禮記》全書用記敘文的形式寫成，一些篇章具有相當的文學價值。它們有的用短小生動的故事闡明道理；有的氣勢磅礴、結構謹嚴；有的言簡意賅、意味雋永；有的擅長心理描寫和刻畫；還有大量富有哲理、精辟深刻的格言、警句。
《禮記》的作者不止一人，寫作時間也有先有後，其中多數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學生們的作品，還兼收先秦的其他古籍遺說，內容極為龐雜，編排也較零亂，後人多采用歸類法來進行研究。
東漢鄭玄將其分為通論、製度、祭祀、喪服、吉事等八類。近代梁啟超則將其分為五類，包括：通論禮儀和學術，如《禮運》《樂記》《儒行》等；解釋《儀禮》，如《冠義》《射義》《聘義》等；記載孔子言行或孔門弟子及時人的雜事，如《孔子閑居》《檀弓》《曾子問》等；記古代製度禮節，並加考辨，如《王製》《曲禮》《月令》等；閱讀《曲禮》《少儀》《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
漢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稱為“經”，弟子對“經”的解說是“傳”或“記”，《禮記》因此得名，即對“禮”的解釋。到西漢前期《禮記》共有131篇。相傳戴德選編其中85篇，稱為《大戴禮記》；戴聖選編其中49篇，稱為《小戴禮記》。
東漢後期，《大戴禮記》不流行，以《小戴禮記》專稱《禮記》。《禮記》又與《周禮》《儀禮》合稱“三禮”。鄭玄為其作注後，它的地位上升為經。《禮記》中還有廣泛論說禮意、闡釋製度、宣揚儒家理想的內容，對中國文化影響深遠。
《春秋》——五千年來誰著史
《春秋》，儒家五經之一，相傳是孔子根據魯國的史書修訂而成的，借由記載各諸侯國的重大曆史事件，宣揚王道思想。由此，春秋一詞又指我國曆史上的一個時期。
春秋筆法
中國傳統學問中“經”、“史”不分家，史書記事的目的也是為了說明道理，規範人的行為，所以王陽明說：“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寓褒貶於記事之中，“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這就是“春秋筆法”。
《春秋》為中國較早的編年體史書。以魯國十二公為次序，起於魯隱公元年（前722），迄於魯哀公十四年（前481）。文雖簡約如大事記，而242年間諸侯攻伐、盟會、篡弑及祭祀、災異、禮俗等，都有記載。
該書略有殘缺，尚保留16000多字。書中的內容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天文氣象、物質生產、社會生活等方麵，是當時有準確時間、地點、人物的原始記錄。
稱霸西戎
秦穆公在晉文公死後，謀求向東方發展，但被晉所阻。崤之戰、彭衙之戰，秦軍都是大敗。秦穆公果斷地調整國策，轉而向西，吞並了一些戎狄部族，稱霸西戎。
《春秋》經文極為簡略，但卻記載了準確的時間、地點、人物，具有信史價值，顯示了史學發展上的巨大進步。然因文字過於簡質，後人不易理解，所以詮釋之作相繼出現，對書中的記載進行解釋和說明，稱之為“傳”。其中《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列入儒家經典。
現存的《春秋》分別載於《左傳》《公羊傳》《穀梁傳》中，三傳經文大同小異。其中，《公羊傳》和《穀梁傳》成書於西漢初年，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所寫，稱為今文。《左傳》有兩種，一種出於孔子舊居的牆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體寫的，稱為古文；一種是戰國時期的荀卿傳下來的。
問鼎中原
楚莊王改革內政，平息暴亂，興修水利，國力更加強盛，勢力南到今雲南，北達黃河。他竟向周定王的使者詢問祭天地的鼎的大小輕重，意在滅周自立，這就是“問鼎”一詞的來曆。後來，楚國大勝晉國，中原各小國紛紛歸附，楚人稱霸中原。
《公羊傳》和《穀梁傳》與《左傳》有很大的不同。前二者講“微言大義”，試圖闡述清楚作者的本意，部分內容有牽強附會之嫌。《左傳》以大量翔實豐富的史實彌補了《春秋》的不足，其史料價值大於《公羊傳》和《穀梁傳》。漢以後，《春秋》被尊為孔子編撰的經典，在政治上和學術上都處於很高的地位。
《四書》——科舉考試的教科書
《四書》是《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的總稱，分別體現了早期儒家四聖賢孔子、孟子、子思、曾參的思想。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是優秀的《四書》讀本。
1190年，南宋大儒朱熹編輯並刊刻《四書》，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可以說，漢唐是《五經》的時代，宋後是《四書》時代。後來，明代科舉考試將《四書》作為科目，更使得《四書》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
《四書》讀法
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說：“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
《論語》是孔子的門人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書，內容以社會倫理問題為主，涉及哲學、政治、教育等有關問題，是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書籍。漢代以後，儒家學說在思想界占據了統治地位，《論語》也隨之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廣泛、深刻的影響。
《孟子》是孟子的言論彙編。書中發展了孔子關於“仁”的思想，提出了仁政主張和“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記載了孟子遊說諸侯以推行仁政的事跡。文章感情激越、氣勢磅礴，且淺近如話、明白曉暢，對後代散文的發展影響深遠。
《大學》著重闡述個人道德修養與社會治亂的關係，以“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為修養目標，遵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修養步驟。其中修身是根本，前四個是方法和途徑，後三個則是將會達到的必然結果。
《中庸》提出道德行為的最高準則是“中庸”，其核心觀念則是“誠”。“誠”是“天”的本性，是天地萬物賴以存在的根本。“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並提出“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認識方法。
《四書》精義
《四書》中的“仁愛”“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格言，不僅是中國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類文明中最光輝、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並通過各種途徑影響世道人心。
《四書》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的。其中很多內容告訴人們做人的尊嚴、人格的力量、人生的價值與意義。《論語》在漢代即是婦孺必讀的書，《四書》自宋代以來是中國人必讀的書，是其安身立命之道，是家傳戶誦之學；即便鄉間不識字的勞動者，也會通過口耳相傳、說書唱戲等形式，接受並自覺實踐其中的做人道理。
《四書》是儒家重要的經典，也是中華文化的寶典，是兩千年國人思想的總源泉。它支配著中國人的內外生活，其中一部分有益身心的聖哲格言，早已在全社會形成共同意識。以儒家文化為根基的中國文化，是塑造中國人的心理和行為的重要精神資源。
儒教信徒的人格修養
人格問題是儒學的核心，是所有儒家人物和典籍討論的焦點。孔子言必及聖賢，孟子語必涉王霸，程朱等理學家則滿口仁義道德……整部儒學史就是不斷地建構和闡釋人格的曆史。所以，了解了儒家倡導的人格，即幾近了解了儒家。
聖人與王者——儒家的最高追求
儒學即聖賢之學。聖人在儒學中居於突出地位，是儒家的最高理想，是人間的道德、文化、政治、社會生活的導師，也是曆代儒生克誠克謹追求的終極目標。
儒家的聖人有兩層含義，一是指遠古時代的帝王，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二是指博大完美、至能至善的理想人物。兩種聖人實質相同，一為具體，一為抽象。
聖人身上，凝聚著光輝燦爛的道德品質，散發著震撼人心的人格魅力。聖人要高度智慧，“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材；中知人，能安樂之”，不僅具有對天地人整體意義的全麵覺解；還要有權威，能博施濟眾，修己而安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