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諸子百家中，法家以主張“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等觀點而卓立於世。法家的觀點新穎、獨特而激進，後人對它褒貶不一，但它確實對中國曆史產生了深遠影響。法家的思想淵源可以上溯到春秋時期的管仲、子產，正式創立者是戰國初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等，戰國末年的韓非則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中國法脈——古今法家流變史
春秋戰國，是中國文化的“軸心時代”，政治經濟改革也多姿多彩。當時，已沿襲千年的奴隸製生產方式遭到破壞，新的封建生產方式勃興。經濟基礎的變化，要求政治製度作出相應的變革。於是，此起彼伏、洶湧澎湃的改革浪潮湧起了。500年間，各國累計變法近百次，且一次比一次更深入、更自覺、更有聲勢。
春秋時期，齊桓公任用管仲變革，秦穆公任用百裏奚、孟明視變革，鄭國的子產變革，吳、越兩國的變革等，都收到了不同程度的效益。戰國時期，李悝、吳起施行了頗有特色的變革，而商鞅變法則是內容最豐富、規模最浩大的革新高峰。商鞅之後，秦國迅速強大，開始了兼並和統一的戰爭，諸侯大都處於戒備狀態的守勢，各國的實際改革轉入了萬馬齊喑的狀態。
那時候，以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和韓非為代表的法家，提出“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的法治思想，猛烈地衝擊著舊的宗法等級和分封製。他們主張“法治”，反對儒家的“德治”“仁政”和“人治”，在“受命於天”“恭行天罰”的神權法思想與“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宗法等級原則下，徐徐拉開了改革的大幕。儒學大師荀子則既“隆禮”又“重法”，主張以禮為主的儒法合流。
韓非子對實行“法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論述，比前期法家更係統、更深入；在如何推行“法治”方麵，也更完備、更具體。他總結前期法家法、術、勢三派的思想，建立了一個“以法為本，法、術、勢三者結合”的完備體係，這是封建專製中央集權製的思想基礎。
先秦法家完備的變革理論和率先垂範，輻射後世，影響異常深遠。變革則強，不變則亡的意識深入人心。後世變革者都從先秦著名的法家那裏汲取膽識和經驗，一些改革思想、改革措施很多都是對先秦改革萌芽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詠商鞅詩》
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王安石
秦朝統一全國後，製定《秦律》，使各方麵“皆有法式”。秦朝在政治、經濟、文化上把法家思想推上高峰，出現了極端的專製主義，但其隻許“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嚴禁“私學”的做法，反而阻礙了法治思想的合理發展。
從西漢到隋朝，改革處於低潮，僅有少數開拓型的政治家偶爾進行少量變革。如王莽改製、曹操變革、諸葛亮治蜀、北魏孝文帝改革。
王莽不知“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其改革思想完全是儒家的複古主義。這使他既想在儒法合流的基礎上全方位變革社會，卻又泥古不化，從而導致了變革的失敗。相比之下，曹操、諸葛亮的改革要冷靜得多、實際得多。他們“術兼名法”，運用法家的一些變革性來改良其政治，既淩厲又切合實際。曹操“唯才是舉”，諸葛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
南北朝時期，南朝宋、齊、梁、陳的統治者都非常腐朽，隻有腐化、奢侈、動亂、死滅，哪有什麼變革，隻有北魏孝文帝向先進地區學習，施行均田製、三長製，並改變鮮卑舊俗，主動敞開大門，變被動落後為主動進步的變革，成就相當突出。
到隋唐時期，我國古代的變革走向了又一次高潮。隋文帝終結了南北朝混戰，開始了一係列政治、經濟、軍事變革，一反混亂奢侈之風，給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唐太宗和武則天則圍繞休養生息、發展經濟展開，體現了可貴的民法思想，將進取性與科學性很好地結合在一起，一個開創了“貞觀之治”，一個為“開元盛世”打下了基礎。
晚唐至宋初，變革似乎沉寂，但卻醞釀著巨大的變革浪潮。北宋時，範仲淹首先嚐試變法，矛頭直指龐大低效率的官僚體製，屢經險難最終失敗。後來的王安石變法，則是一場影響大而深遠的變革運動，在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全麵鋪開，基本上改變了“積貧”局麵，但由於新法觸犯了腐敗的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在其猖狂反撲下失敗。
不難發現，唐太宗、武則天的政治變革都是皇帝直接領導和控製的，以皇權的極大權威一貫到底，因而變革取得了勝利。範仲淹、王安石的變革，是由大臣設計並推行的，一旦皇帝不再支持變法，他們也就沒有絲毫的權力和扭轉劣勢的辦法，變革大業難免毀於一旦。
從元朝至近代的變革，則先沉悶、後激進。自元、明到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曆史處在黑暗無比的封建社會末期，保守勢力拚命地維護舊製度，在變革方麵隻有張居正企圖力挽狂瀾。
近代以來，國民意識開始覺醒，出現了一連串的改製實驗。先是太平天國的洪秀全等人，雜糅西方和古代文化中的一些成分，對政治和社會實行了一些改革。後來，洋務派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購買機器、引進技術，推進洋務運動。
19世紀末，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不滿於洋務派隻在工業上小打小鬧，主張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實現總體性的“全變”。他們幻想依靠皇帝完成中國由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百日維新就在無情的守舊勢力的鎮壓下流產了。
新與舊、改革勢力與守舊勢力，必然會有長期的、反複的衝突與鬥爭。近代改革從太平天國、洋務派到維新變法都是由於各種原因最終歸於失敗，但是改革一步，社會就前進一步，離光明更進一步，這就是曆史的總趨勢。
法家先驅——從管仲到申不害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正處於社會轉製、國家轉型的關鍵時期，諸侯各國的思想家進行著激烈的思想大論戰。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學派在治國方略的選擇和運用上，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其中的核心是法家的“法治”與“德治”之爭。
法家，作為一個學派，正式成立於戰國時期，但論其思想淵源，則可以上溯到春秋時期。伴隨著奴隸製的瓦解和封建生產關係的發展，各國都湧現出一批主張政治變革的改革家。其中，最早提出“以法治國”主張的思想家是時任齊國國相的管仲。
管仲以尚法、重法而著稱，他反對把“禮治”作為政治生活的最高準則，主張治理國家應當以法為依據，任法而國治，舍法而國亂。管仲以堯舜先帝所謂法治盛世和現世棄法而治的危害，極力勸說齊桓公實行法治，主張“治國使眾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威不兩措，政不二門，以法治國”。這是君主“富國強兵”的良策，這種把法當做治理國家最有效的手段，極大地提高了法律的權威，也隱含著法律至上的思想。
慎到，戰國時期趙國人，曾在齊國的稷下學宮講學，負有盛名。他早年曾學黃老之術，但他實際上是從道家分化出來的法家。慎到也和道家一樣主張國君“無為而治”，但他的目的在於調動臣下的積極性，充分發揮臣下的才能，以達到“事無不治”。
慎到在主張“無為而治”的同時，也極力提倡“法治”，認為兩者是統一的。他強調官吏要“以死守法”，堅持法治；百姓要“以力役法”，按法律規定出力服役；國君則要按照“道”進行變法，因為“守法而不變則衰”。
此外，慎到還非常重視權勢的作用。在權勢、君主、策略手段等因素之中，他把權勢放在首位，認為權勢是尊君和尚法的前提。從事政治和推行“法治”的關鍵，不是君主道德的高低或者才能的優劣，而取決於君主權勢的大小。他認為，憑“賢”和“智”都不足以製服臣民，隻有權勢才能製服臣民。
慎到把君主和權勢比喻為龍和雲霧，飛龍有雲霧的憑借，就能在高空飛舞，一旦雲消霧散，龍就和地上的蚯蚓一樣了。如果有了權勢，即使像夏桀那樣昏庸殘暴，命令也能執行，即“令則行，禁則止”；如果沒有權勢，即使像堯那樣賢德，百姓也不會聽從命令。所以，慎到反對儒家主張的“德治”，認為那樣不可能使法律貫徹執行，會產生很多弊端。
君主要“操殺生之柄”
從前，司城子罕輔佐宋君，一次他對宋君說：“國家社稷的安危，百姓的治理，都取決於君王施行賞罰。用官爵來賞賜，是人民所喜歡的，就請國君您親自執掌，至於殺戮刑罰之類是人民所怨恨的，就讓我來擔當吧。”宋君說：“好，我來做好人，你來做壞人，這樣一來我知道諸侯們就不會嘲笑我了。”但當國人都知道生殺大權掌握在子罕手裏後，大臣們都親附子罕，百姓們畏懼子罕，不到一年的時間，子罕就將宋君的政權奪了過來。
申不害，鄭國人，出身低微。他早年學習過道家思想，擅長黃老刑名之術，主張將法家的法治與道家的“君人南麵之術”結合起來，是法家中主張“術治”一派的代表人物。鄭國滅亡後，韓昭侯起用申不害為國相，主持變法改革。申不害主張實行中央集權製，加強君主集權，並且認為君主要治理天下，必須掌握統治之“術”。
申不害的“術”，講的是國君如何控製大臣、百官，駕馭臣下的手腕，也就是權術。這個術主要是對於官吏臣屬而言。法要公開，術則要藏於君主胸中，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申不害的“修術行道”核心包括兩個方麵，一是任免、監督、考核臣下之術，被稱為“陽術”；二是駕馭臣下、防範百官之術，稱為“陰術”。
申不害倡導君主“無為”，但大臣必須有能力。他主張任命官吏必須名實相符，即根據官吏的職務要求來考查一個人有沒有能力勝任，然後才能授官。他還要求君主“操殺生之柄”，即掌握生殺大權，強調君主在國家政權中的獨裁地位，要求臣下絕對服從君主。君主把生殺大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絕不能大權旁落。同時，為了防止某些權臣專權、攬權，甚至進行篡權活動，申不害提出國君要善於控製臣下，及時發現臣下的陰謀，為此就需要設一些耳目，及時了解、掌握臣下的情況。
申不害在韓國實行以“術”為主的法製，經過十幾年的改革，使韓國“國治兵強”，政治局麵比較穩定，國力也有所增強，但這種政策卻也產生了另一個後果，即“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攲而天下靡”。
君主本人的才能決定了“術”：君主本人公正有道、有能力，國家就會興旺；相反，國家就會陷入混亂，老百姓就會遭殃。這造成了申不害用“術”有餘，定法不足，所以並未能從根本上解決韓國的問題。韓昭侯死後，韓國很快又衰落了。
集大成者——法家巨子韓非子
韓非，戰國末期韓國人，法家學派的集大成者，被世人尊稱為“韓非子”。
據《史記》記載，韓非自小患有口吃，不善言談，但文章寫得很好。他與李斯都是荀子的學生。為改變韓國政治腐敗、國力衰微的狀況，他曾經多次上書韓王請求變法，均未被采納，於是退而寫成《孤憤》《五蠹》《說難》等書。
韓非寫的書流傳到秦國，秦王嬴政看了之後感歎說：“如果能夠見到這個人，與之交遊，即使死了也無遺憾。”為了得到韓非，秦王派兵攻打韓國。韓國隻好將韓非送到秦國，秦王非常高興。
李斯怕自己的地位被韓非奪去，便在秦王麵前誣陷韓非。韓非入獄後，李斯又暗中送去毒藥，逼他自殺了。不過，韓非雖死，他的理論卻被秦始皇和李斯采用，並以此為理論基礎，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製的封建王朝秦朝。
關於“理”
韓非第一個提出了“理”這個哲學概念。“理”就是事物的特殊規律，把各種不同事物區別開來。既然事物都有自己的發展規律，因此辦事必須尊重客觀規律。他又強調要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一切都聽從自然是不行的，必須利用或創造工具去改造自然，使之為人服務。
韓非認為，法是富國強兵的不二法門，必須以法治國，一切皆斷於法。為此法不僅要不厭其詳，公之於眾，還要隨時而變。他特別強調變法，以便使法與時代的需要相符合，君主立法時必須要順天道，隨時變，因人情，循事理，量可能。他強調，在執法上，必須賞罰分明，不得徇私；並主張重罰，以苛刑服人。
韓非倡導耕戰，認為實力是解決社會矛盾的基本手段，實力的大小決定著國家的生死存亡，隻有奠定雄厚的物質基礎和建立強大的軍隊才能一統天下。在社會的諸多要素中，唯有農與兵、耕與戰才是力量的真正源泉。
矛盾之說
韓非以楚人出售盾和矛的故事為例，首倡“矛盾之說”。他認為，矛盾的轉化是有條件的，禍與福的轉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事人的思想和行為，一個國家強與弱的轉化則取決於是否有嚴明的法製。在導致矛盾轉化的條件中，內因起決定作用，但外因也是不可忽視的。
韓非還將中央集權的君主專製主義思想推到頂峰。他認為，君主應該獨掌一切權勢，應掌握最高和最後的決斷權。為此，不僅要在政治上支配一切，而且要控製人們的生計，還要統一人們的思想。他曾明確提出“言執於法”和“以吏為師”的主張，從而為禁絕百家和實現文化專製提出了切實可行的行動方案。
他還發展了商鞅的曆史進化觀，強調時代在變化，治國之道也應隨之變化，不能守舊泥古。他說，如果在夏朝還有人在樹上架屋，鑽木取火，一定會被堯、禹嘲笑；而在商、周，如果還有人像舜、禹那樣治水，也一定會被湯、武批評。同樣，如果在今天還有人稱頌堯、舜、禹、湯、武那一套辦法，也必被當代的聖人當做笑料。他認為，聖人不應因循舊製，墨守成規，要根據當今社會的實際，製定相應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