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現代政治角鬥中也能發現這些習俗的痕跡。1943年春天，陸軍發言人就大東亞共榮圈發表了以下看法：“日本是他們的長兄，他們是日本的弟弟，應該讓占領區的人民了解這個局麵。如果對他們太好，他們心理上會有一種濫用長兄好意的傾向，這對日本的統治會造成不好的影響。”換言之，什麼對弟弟有好處應該由當哥哥的決定，弟弟是不應該被寵壞的。
另外，等級製還有一條：女性的地位要比男性低。甚至女性年齡大一些，她的地位依然比不上男性。日本傳統女性走路時從來都是跟在丈夫身後；即使她們穿上西服，與丈夫並肩而行，進門還走到丈夫前麵，一旦換上和服就得馬上退到後麵。在日本家庭中，女孩子得平靜地看著禮物、關懷和教育都被兄弟占有。日本也有一些為青年女性開設的高等學校，但課程重點都放在教導禮儀舉止上，智力方麵的訓練無法與男性學校相比。有個極端的例子，一位女校長對那些上流社會的姑娘們說，她們應該學一學歐洲語言，這樣將來在收拾丈夫用的書時，才能不用人教就會把書插入書架的恰當位置。
不過，日本婦女其實享受著比亞洲多數國家都大的自由，而且自古以來一直如此，不單單是西方入侵後的現象。她們從未像中國上層婦女那樣纏足。她們幾乎什麼地方都可以自由進出，在大街上行走，無須將自己隱藏在深閨裏，這些自由讓印度女性非常羨慕。在日本，妻子掌管全家的采購和金錢。錢財短缺時，她必須計算周到，把暫時不用的東西挑出來送進當鋪。使喚傭人的是主婦，她對兒子婚姻有很大的發言權。當了婆婆以後更是一手掌管家務，指手畫腳，好像她從來不曾當過任憑吩咐的小媳婦。
在日本，輩分和性別造成了實質上的特權，但是，行使這一特權的人不會天然地專橫獨斷。要形容他們，最好說是責任的受托者。父親或兄長要對全體家庭成員負責，無論活著的，去世的，以及將要出生的。關鍵事務由他決定，恰當與否，也由他來負責。他並不擁有無條件的權力。他的行動關係對全家的榮譽，任性而為絕對不能成為合格的家長。他必須使兒子及弟兄們能牢記該家族的遺產，包括精神遺產和物質遺產，並要求他們不辜負家產。地位越高，對家族的責任就越重。家族的要求使他有時候不能顧及個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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