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周恩來誕辰百年，他離開我們也已經二十二年。但是他的身影卻時時在我們身邊，至今，許多人仍是一提總理雙淚流，一談國事就念總理。陸放翁詩：“何方可化身千億，一樹梅前一放翁。”是什麼辦法化作總理身千億，人人麵前有總理呢？難道世界上真的有什麼靈魂的永恒？偉人之魂竟是可以這樣的充盈天地，浸潤萬物嗎？就像老僧悟禪，就如朱子格物，自從一九七六年一月國喪以來，我就常窮思默想這個費解的難題。二十多年了，終於有一天我悟出了一個理：總理這時時處處的“有”，原來是因為他那許許多多的“無”，那些最不該，最讓人想不到、受不了的“無”啊。
總理的驚人之“無”有六。
總理的一無是死不留灰。
周恩來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提出死後不留骨灰的人。當總理去世的時候，正是中國政治風雲變幻的日子，林彪集團剛被粉碎，江青“四人幫”集團正自鳴得意，中國上空烏雲壓城，百姓肚裏愁腸百結。一九七六年新年剛過，一個寒冷的早晨突然廣播裏傳出了哀樂。人們噙著淚水，對著電視一遍遍地看著那個簡陋的遺體告別儀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麵孔出現了，她居然不脫帽鞠躬。許多人在電視機旁都發出了怒吼：“江青脫掉帽子！”過了幾天，報上又公布了遺體火化，並且根據總理遺囑不留骨灰。許多人都不相信這個事實，一定是江青這個臭婆娘又在搞什麼陰謀。直到多少年後，我們才清楚，這確實是總理遺願。一月十五日下午追悼會結束後，鄧穎超就把家屬召集到一起，說總理在十幾年前就與她約定死後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當晚，鄧穎超找來總理生前黨小組的幾個成員幫忙，一架農用飛機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飛，飛臨天津，這個總理少年時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著渤海灣飛臨黃河入海口，將那一捧銀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許就是這一撒，總理的魂魄就永遠充滿人間，貫通天地。
但人們還是不能接受這一事實。多少年後還是有人提問，難道總理的骨灰就真的一點也沒有留下嗎？中國人和世界上大多數民族都習慣修墓土葬，這對生者來說，以備不時之念，對死者來說則希望還能長留人間。多少年來越有權的人就越下力氣去做這件事。許多世界上著名的陵寢，中國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還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過。共產黨是無神論，又是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當然不會為自己的身後事去費許多神。所以新中國一成立，毛澤東就帶頭簽名火葬，以節約耕地，但徹底如周恩來這樣連骨灰都不留卻還是第一次。你看一座八寶山上，還不就是存灰為記嗎？曆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後即使無屍人們也要為他修一個衣冠塚。老舍先生的追悼會上，骨灰盒裏放的是一副眼鏡，一支鋼筆。紀念死者總得有個念物，有個引子啊。
沒有灰，當然也談不上埋灰之處，也就沒有碑和墓，欲哭無淚，欲祭無碑，魂兮何在，無限相思寄何處？中外文學史上有許多名篇都是碑文、墓誌和在名人墓前的憑吊之作，有許多還發揮出熾熱的情和永恒的理。如韓愈為柳宗元寫的墓誌痛呼“士窮乃見節義”，如杜甫在諸葛亮祠中所歎“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都成了千古名言。明代張溥著名的《五人墓碑記》“扼腕墓道，發其誌士之悲”，簡直就是一篇正義對邪惡的檄文。就是空前偉大如馬克思這樣的人，死後也有一塊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說也選入馬恩文選，成了國際共運的重要文獻。馬克思的形象也因這篇文章更加輝煌。為偉人修墓立碑已成為中國文化的傳統，中國百姓的習慣，你看明山秀水間，市井鄉村裏，還有那些州縣府誌的字裏行間，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故人墓、碑、廟、祠、銘、誌，怎麼偏偏輪到總理，這個前代所有的名人加起來都不足抵其人格偉大的人，就連一個我們可以為之扼腕、歎息、流淚的地方也沒有呢？於是人們難免生出一絲絲的猜測，有的說是總理英明，見“四人幫”猖狂，政局反複，不願身後有伍子胥鞭屍之事；有的說是總理節儉，不願為自己的身後事再破費國家錢財。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個幹淨：生時鞠躬盡瘁，死後不留麻煩。他是一個隻講奉獻，獻完轉身就走的人，不求什麼紀念的回報和香火的饋餉。也許隱隱還有另一層意思。以他共產主義者的無私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忠君，他更不願在身後出現什麼“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尷尬。
果然，地球上第一個為周恩來修紀念碑的，並不是在中國，而是在日本。第一個紀念館也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鄉。日本的紀念碑是一塊天然的石頭，上麵刻著他留學日本時寫的那首詩《雨中嵐山》。一九九四年，我去日本時曾專門到櫻花叢中去尋找過這塊詩碑。我雙手撫石，西望長安，不覺淚水漣漣。天力難回，斯人長逝已是天大的遺憾，而在國內又無墓可尋，叫人又是一種怎樣的惆悵？一個曾讓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個為民族留下了一個共和國的總理，卻連一點骨灰也沒有留下，這強烈的反差，讓人一想，心裏就有如墜落千丈似的空茫。
總理的二無是生而無後。
中國人習慣續家譜，重出身，愛攀名人之後也重名人之後。劉備明明是個編席賣履的小販，卻攀了個皇族之後，被尊為皇叔。諸葛亮和關、張、趙、馬、黃等一批文武，就捧著這塊招牌，居然三分天下。一般人有後無後，還是個人和家族的事，名人無後卻成了國人的遺憾。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紀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後人，後人為大。雖然後人不能盡續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對世人來說，有一條血緣的根傳下來，總比無聲的遺物更惹人懷舊。要不我們現在的政協委員中為什麼要安排一些名人之後呢？連孔子這個兩千多年前的老名人，也要一代代地去細尋其脈，找出幾個世孫來去做人大、政協的代表委員。人們尊其後，說到底還是尊其人。這是一種紀念，一種傳揚，否則怎麼不去找出個秦檜的幾世孫呢？清朝乾隆年間有位叫秦大士的名士過嶽墳，不由感歎道：“人從宋後羞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可見前人與後人還是大有關係，名人之後更是關係重大。對越是功高德重為民族做出犧牲的逝者，人們就越尊重他們的後代，好像隻有這樣才能表達對他們的感激，贖回生者的遺憾。
總理並不脫俗，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紹興祖居，親眼見過抗戰時期他和鄧穎超回鄉動員抗日時，恭恭敬敬地續寫在家譜上的名字。他在白區經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遺孤，安排撫養。他常說：“不這樣，我怎麼能對得起他們的父母？”他在延安時親自安排將瞿秋白、蔡和森、蘇兆征、張太雷、趙世炎、王若飛等烈士之子女送到蘇聯好生教育、看護，並親自到蘇聯去與斯大林談判，達成了一個誰也想不到的協議：這批子弟在蘇聯隻求學，不上前線（而蘇聯國際兒童院中其他國家的子弟，在戰爭中上前線共犧牲了二十一名）。這恐怕是當時世界上兩個最大的人物，達成的一個最小的協議。總理何等苦心，他是要為烈士存孤續後啊。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間友好往來，日本著名女運動員鬆崎君代，多次受到總理接見。當總理知道她婚後無子時，便關切地留她在京治病，並說有了孩子可要告訴一聲啊。一九七六年總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們已經有了孩子，但還沒有來得及告訴您！”
確實，子孫的繁衍是人類最實際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輪到總理卻偏偏無後，這怎麼能不使人遺憾呢？是殘酷的地下鬥爭和戰爭奪去鄧穎超同誌腹中的胎兒，以後又摧殘了她的健康。但是以總理之權、之位、之才和傾倒多少女性的風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傳宗接代呢？這在新中國成立初黨的中高級幹部中不乏其人，並幾乎成風。但總理沒有，他以傾國之權而堅守平民之德。後來有一個厚臉皮的女人寫過一本書，稱她自己就是總理的私生女，這當然經不起檔案資料的核驗。舉國一陣嘩然之後，如風吹黃葉落，複又秋陽紅。但人們在憤怒之餘心裏仍然隱隱存著一絲的惆悵。特別是眼見和總理同代人的子女，或子女的子女，不少都官居高位名顯於世，不禁又要黯然神傷。中國人的傳統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總理這樣的偉人該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運綿長的啊。然而，這一切都沒有。這怎麼能不在國人心中鑿下一個空洞呢？人們的習慣思維如列車疾駛，負著濃濃的希望，卻一下子衝出軌道，跌入了一個無底的深淵。
總理的三無是官而不顯。
千百年來，官和權是連在一起的。官就是顯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個對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種對立的形象。但周恩來作為一國總理則隻求不顯。在外交、公務場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內心深處，他是一個最低標準甚至不夠標準的平民。他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總理。一次他出國訪問，內衣破了送到我駐外使館去補，去洗。當大使夫人抱著這一團衣服回來時，傷心得淚水盈眶，她怒指著工作人員道：“原來你們就這樣照顧總理啊！這是一個大國總理的衣服嗎？”總理的襯衣多處打過補丁，白領子和袖口是換過幾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來白底藍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紗衣。後來我見過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來的紋路。這樣寒酸的行頭，當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國人。所以總理出國總帶一隻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級的賓館，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員將這一套行頭收入箱內鎖好，才許賓館服務生進去整理房間，人家一直以為這是一個最高機密的文件箱呢。這專用箱裏鎖著一個貧民的靈魂。而當總理在國內辦公時就不必這樣遮擋“家醜”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藍布袖套，那樣子就像一個坐在包裝台前的工人。許多政府工作報告、國務院文件和震驚世界的聲明，都是套著這藍袖套寫出來的啊。隻有總理的貼身人員才知道他的生活實在太不像個總理。
總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廳辦公，一直住了二十五年。這座老平房又濕又暗，多次請示總理都不準維修，終於有一次工作人員趁總理外出時將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來年譜》記載：一九六〇年三月六日，總理回京，發現房已維修，當晚即離去暫住釣魚台，要求將房內的舊家具（含舊窗簾）全部換回來，否則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員隻得從命。一次，總理在杭州出差，臨上飛機時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時鮮蔬菜，到京時被他發現，嚴厲批評了工作人員，並命令折價寄錢去。一次，總理在洛陽視察，見到一冊碑帖，問秘書身上帶錢沒有。沒有錢，總理搖搖頭走了。總理從小隨伯父求學，伯父的墳遷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臨行前又改派侄兒去，為的是盡量不驚動地方。一國總理啊，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財，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辦一事算得了什麼？
多少年來，在人們的腦子裏，做官就是顯耀。你看，封建社會的官帽，不是烏紗便是紅頂；官員的出行，或鳴鑼開道，或靜街回避，不就是要一個“顯”字！這種顯耀或為顯示權力，或為顯示財富，總之是要顯出高人一等。古人一考上進士就要鳴鑼報喜，一考上狀元就要騎馬披紅走街，一當上官就要回鄉到父老麵前轉一圈，所謂衣錦還鄉，就為的是顯一顯。劉邦做了皇帝後，曾痛痛快快地回鄉顯示過一回，元散曲中專有一篇著名的《高祖還鄉》挖苦此事，你看那排場：“紅漆了叉，銀錚了斧。甜瓜苦瓜黃金鍍。明晃晃馬鐙槍尖上挑，白雪雪鵝毛扇上鋪。這幾個喬人物，拿著些不曾見的器杖，穿著些大作怪的衣服。”西晉時有個石崇官做到個荊州刺史，也就是地委書記吧，就敢同皇帝司馬昭的小舅子王愷鬥富。他平時生活“絲竹盡當時之精，庖膳窮水陸之珍”，招待客人，以錦圍步幛五十裏，以蠟燒柴做飯，王愷自歎不如。現在這種顯弄之舉更有新招，比座位、比上鏡頭、比好房、比好車、比架子。一次，一位縣級小官到我辦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剛握完手，突然後麵躥出一小童，雙手托舉一張名片，原來這是他的跟班。連遞名片也要秘書代勞，這個架子設計之精，我萬沒有想到。剛說幾句話又抽出“大哥大”（第一代手機），向千裏之外的窮鄉僻壤報告他現已到京，正在某某辦公室，連我也被他編入了顯耀自己的廣告詞。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績，為百姓辦了多少實事，看這架子心裏隻有說不出的苦和酸。想總理有權不私，有名不顯，權傾一國卻兩袖清風，這種近似殘酷的反差隨著歲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十分的不安和不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