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離開我們已近四十年，但是人們還是常常想起他、說到他，其親切自然如斯人還在眼前。以至於“總理”這個詞幾為周恩來專有，他之後雖有多任總理，但人們單稱“總理”時多是指他。一九九八年，總理誕辰百周年時我曾寫過一篇《大無大有周恩來》，說到“人格相對論”。偉人的人格是超時空的，要不然我們怎麼解釋：他雖是生活於那個時代，而後來的人也還在一代代地懷念他；他在政治上雖是代表一個國家、一個黨派，而許多別的國家、別的黨派的也一樣地尊敬他；和他同時期的還有一大批功業卓著的老革命家，而人們念叨最多、懷念最烈的卻是他。周恩來是一個超越時代、超越政治、超越黨派和國界，在人格上有普世價值的人，他的思想是對人類文明的貢獻，一個民族出了一個全世界都能接受的人物是我們民族的驕傲。研究周恩來，小者可知怎樣做官；大者可知怎樣做人；再大者可知怎樣構建一個社會。
周恩來人格精神有多方麵，其基本點有三：仁愛、犧牲和寬容，而猶以第一點為最。
仁愛
我在《大無大有周恩來》中談到周有六個“大有”，其中第一個就是“大愛”。愛這個詞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是被當作資產階級思想批判的。殊不知共產黨和一切革命黨都是從同情被壓迫者出發，熱愛他們，因而產生革命的動機和動力，最後獲得他們的擁護而得勢、得天下的。而除邪教外的一切宗教也都是以愛心來團結民眾的。基督講上帝之愛，無分彼此；佛教講普渡眾生，甚至愛一蟲一草；儒家講“仁、義、禮、智、信”，第一個就是“仁”。仁即是愛，強調“仁人”，處世要為別人著想，不能自私。愛是人類的本性，是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磁場。人人需要愛，也需要貢獻出自己的愛，才能溝通交流，才能生活生存。愛，先從最近處的身邊做起，進而普愛天下。有情愛而成婚姻，有血緣之愛而成家庭，有團體之愛而成宗教、黨派，有一族一國之愛而成社會，有人類之愛而普世同歸。古人設想過大同世界，馬恩設想過共產主義，都是平等、博愛。愛是人與人之間的紐帶，也是政治家團結民眾、改造社會、創造世界的大旗。
愛是一粒善良的種子，佛教稱之為“善根”，依其背景和條件的不同可以結出不同的果。現在常有企業招收員工時，先考察其人對父母孝不孝，理由是對家人都不愛何能對團體和工作盡職。這是看其根觀其成，有一定的道理。曆史上許多著名人物都是先對家人盡其愛心，然後又將這份愛擴張到社會。嶽飛是孝子，也是民族英雄。明末抗清英雄夏完淳有一篇著名的《獄中上母書》，講自己別母而去，不孝之罪；但為國而死，死得其所。辛亥革命義士林覺民很愛他的妻子，他在《與妻書》裏說：“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這就是孟子講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周恩來是有“善根”的，從小家庭教育、私塾教育就給了他善良的本性。周家的《家訓》講：“謙退和平，安分守己”；“以忍為第一要訣，以和為第一喜氣。”到投身革命後周的這種愛心便擴充為對人民、對同誌、對事業的愛，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非凡的大愛。
周恩來式的愛，有三種表現。
一是仁愛待人，即從人性出發的隨時隨處的愛。他對所遇之人，隻要不是戰場上的敵我相見，都有一種人道主義的慈悲，給予真誠的幫助。因此政治、外交、統戰、黨的生活在他那裏都有了濃濃的人情味。周的一生有很大一部分時間和精力是在與敵對方談判，與國民黨談，與美國談，後來與蘇聯談，這是一件很煩心的事，周說把人都談老了，但他始終真誠待人。一九四九年國共勝負大局已定，國民黨隻是為爭取時間才派張治中率團到北平與中共和談，當然不會有什麼結果，最後連談判代表都自願留而不歸了。但張治中說，別人可以不回，我作為團長應該回去複命。本來一場政治故事到此已經結束，周恩來也已完成使命，而且可以坐享勝利者的驕傲。但一場人性的故事才又剛剛開始，周說：“西安事變時我們已經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張學良為蔣所扣），現在再不能對不起另一位姓張的朋友。”他親到六國飯店看望張治中，勸他認清蔣的為人，絕不可天真，並約好第二天到機場去接一個人。翌日，在西苑機場張怎麼也不敢相信，走下飛機的竟是他的夫人。原來，周早已通過地下黨把和談代表們在國統區的家屬安全轉移，談判一有結果就立即接到了北平。
在殘酷的黨內鬥爭中周常處於兩難境地，但他盡量對被傷害者施以援手或保護。一九三七年陳獨秀出獄後中央曾有意讓他重回黨內，但由於當時的國際背景及王明、康生從中作梗，毛和陳又都個性很強互不讓步，周就盡力斡旋，並登門慰問。陳說：“恩來昨日來蓉，……此人比其他妄人稍通情理。”一九六二年習仲勳因小說《劉誌丹》案被整得不知所措，周上門安慰，又派人把習的妻子接回，叮囑她日夜看顧勿生意外。文革中張聞天被發配廣東肇慶，一九七二年周多方周旋促成恢複了張的組織生活，後又安排他到無錫養病。錢三強是我國研製原子彈的頭號科學家，曾在歐洲居裏實驗室工作。他忠心報國，精於業務，但是對極左政治常有微詞，不被領導喜歡，一九五七年險些被打成右派，總理保他過了關。“文革”初又要整他，總理趕忙安排他參加下鄉工作隊。這就是為什麼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重要時刻，錢卻不在現場。
二是善解人意，無論公私盡量為對方考慮。我一樂團要赴日訪問，擅改日程，自定曲目。周批示：“我們完全不為對方設想，隻一廂情願地要人家接受我們的要求，這不是大國沙文主義是什麼？”“文革”中一些小國、窮國的共產黨領導常來北京。一次一位友人在友誼商店看中一件牛仔褲，但無錢買，事後周即著人買了送去。他告訴工作人員，會議的中間要安排休息，房間裏有水果，要給客人留出享用的時間。他對別人的關懷，幾乎是一種本能。朝鮮戰爭喬冠華是中方的談判代表，他是隻帶了一件襯衫去前線的，沒想到一談就是兩年。一九五二年，周就派喬的妻子龔澎去參加赴朝慰問團，順便探親。一九五八年，周從報上看到廣東新會縣一農民育種家育出一高產稻，便到當地視察。滿是泥水的田頭隻有一把小椅和一個小凳，周一到就把小椅推給農民專家，說：“你長年蹲地頭辛苦了，坐這個。”至今那張總理與農民在田頭泥水中的照片還懸掛在新會紀念館裏。
周的“六無”中有一無是“生而無後”。這是周恩來和鄧頴超永遠的痛。但是，痛吾痛以及人之痛，周更以一顆慈愛的心幫助著每一個可憐的人。日本著名女運動員鬆崎君代婚後無子，周就安排她到北京來看病，終於得子。毛澤東一家為革命獻出六位親人，特別是長子岸英在朝鮮戰場犧牲，二子岸青夫婦又長期無子。周就交給軍方醫院一個任務，一定要給他們治好病。毛澤東終於有了孫子，周十分高興。毛卻無所謂地說：“這個世界上又多了一張吃飯的嘴。”到他辭世也沒有見這七歲的小孫子一麵。周就是這樣按照他的愛心、他的邏輯，平平靜靜地辦他認為該辦的事。
人情這個飽含愛心的詞，“文革”以前是被當作資產階級思想來批判的，而“人性化”是在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殘酷鬥爭之後，痛定思痛，才重新回歸到我們的報紙上、文件中。周恩來卻一直在默默地踐行著，我行我素。該不該有人性？這實際上是到底該怎樣做人，《三國演義》裏曹操講：“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曹隻要功業，不要人情，所以後來追隨他的陳宮心寒而去。細觀察，我們就會發現社會上有兩種人：有的人像一個刺蝟，總是覺得別人欠他什麼，爭鬥、忌妒、抱怨、反社會，永不滿意；有的人像一個手持淨瓶的觀音，總是急人之急，想著為別人做點什麼，靜靜地遍灑雨露，普渡眾生。周是第二種人的典型，這可以追溯到中國哲學的仁和世界宗教的愛，無關政治，無關黨派，是一種核心價值、普世情懷。
三是大愛為民，把這種基於人性的愛擴大到對人民的愛，而成為一種政治模式。政治家的愛畢竟不同於宗教家、慈善家的愛，他不是施舍而是施政，是從人性出發的政治，是基於仁心去為大多數的人謀福利。中國古代政治中一直有民本、仁政的思想。孟子講：“政在得民”；範仲淹講：“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鄭板橋說：“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雖然曆史上所有的進步力量都是打著為人民的旗幟，但將這個道理說得最透徹的是共產黨，《共產黨宣言》講先解放全人類，最後才解放自己。中國共產黨更把其宗旨概括為一句話：“為人民報務。”但是在眾多的革命家中，把對人民之愛落實得最徹底的是周恩來。
周恩來是建國後在任最長的總理，是國家的的總管，第一要考慮的是民生。“民生”這個詞最早是出現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裏，共產黨好像也忌諱它，長期將其打入資產階級的詞庫。“民生”的重新回歸是二〇〇七年中共十七大的文件，從辛亥革命算起已久違了近一個世紀。但出於對人民的愛周恩來卻無一日不在關注民生。一九四六年他說：“人民的世紀到了，我們應該像牛一樣地努力奮鬥，團結一致，為人民服務而死。”新中國成立後他常說：“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人民的。”“文革”中毛澤東語錄、像章泛濫，他胸前始終隻佩戴一細條的“為人民服務”徽章。
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三年間，甘肅定西連續二十二個月無雨，百萬人缺糧，數十萬人缺水。又值“文革”大亂，病床上的周恩來聽了彙報後傷心地落淚。他說：“解放幾十年了，甘肅老百姓還這麼困難，我當總理的有責任，對不起百姓。”剛做過手術，他用顫抖的手連批了九個不夠，又畫了三個歎號：“口糧不夠，救濟款不夠，種子留得不夠，飼料飼草不夠，衣服缺得最多，副業沒有，農具不夠，燃料不夠，飲水不夠，打井配套都不夠，生產基金、農貸似乎沒有按重點放，醫療隊不夠，醫藥衛生更差等，必須立即解決。否則外流更多，死人死畜，大大影響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