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地震，大地還沒有停止顫抖，周就出現在災區。一位失去兒子的老人淚流滿麵，痛不欲生，周握著他的手說：“我就是您的兒子。”他向聚攏來的群眾講話，卻發現自己是站在背風一麵群眾在迎風一麵，他就立即換了過來。“文革”前北京常有大型群眾集會，一次散會時趕上下雨，他就讓市長在廣播裏提醒各單位回去後熬一點薑湯給大家驅寒。他辦公和居住的中南海西花廳牆外正好是14路公共汽車站，上下車很吵鬧，有人建議把汽車站挪開。周說，我們辦事要從人民方便著想，不同意挪。直到現在，14路汽車站還設在那裏。他的這些舉動純出於愛心，毫無後來常見的政界領導人的作秀。我們可以對比一下，江青住廬山賓館，嫌山澗流水的響聲擾了她的睡覺，就下令將澗底全部鋪一層草席。住廣州，嫌珠江上汽笛聲擾眠，就下令夜船停航。做人做官，如此大的差距。
同樣是為人民服務，是以人民的名義幹事業，仍可細分出幾種類型，有的把這事業連同人民做了自己功業的道具，雖功成而勞民傷財；有的把自身全部溶化滲透到為人民的事業中，功成而身退名隱；而有的幹脆就是騎在人民的頭上作威作福。這要追溯到是否真的有仁愛之心。
犧牲
犧牲是一種自願的付出，有愛才有犧牲。有各種各樣的犧牲，如為情、為親、為友、為理想、為主義、為事業的犧牲；有各種程度的犧牲，如時間、精力、健康，直至生命。又有不同性質的犧牲，有的是激於一時的義憤或個人的爭強好勝，如汪精衛刺殺清攝政王、中世紀的決鬥、情人的殉情等；有的是出於對理想、事業的忠誠，冷靜從容地犧牲，如文天祥的殉國、諸葛亮的殉職、譚嗣同的就義等。但是有一條，凡敢犧牲者都是激於義，源於愛，自私者不能犧牲。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犧牲屬於義的範疇，大公無私、勇於犧牲是一種美德。馬克思主義的道德觀也宏揚這種精神，更又給予了新的含義。馬克思的早期作品《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說：“曆史承認那些為共同目標勞動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是偉大人物，經驗讚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誨我們，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為人類犧牲了自己——有誰敢否定這類教誨呢？”毛澤東更是從司馬遷說到八路軍，“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就是說無論古今中外，無論中國的儒學還是外國的宗教，無論是馬克思學說還是中國共產黨的思想，都是把為社會的犧牲看作是一種高尚。這是基於人類的本性。
大公無私，為別人犧牲自己，這是周的本性，一種生來具有的基因。陸定一在回憶錄中講了一件他一生難忘的事。當年陸隨周在重慶工作，常乘飛機往返於重慶和延安。一次遇壞天氣，飛機表麵結冰下沉。飛行員著急，讓大家把行李全部拋出艙外，並準備跳傘。這時葉挺十一歲的小女兒因座位上無傘急得大哭。周就將自己的傘讓給她。他並沒有覺得自己的命比一個孩子還重要。周當了總理，在一般人看來已顯貴之極，榮耀之極，而他則真正開始了生命的磨難、消耗與犧牲。我們任選一天工作日記，看看他的工作量。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下午三時：起床；
下午四時：與尼雷爾會談（五樓）；
晚七時：陪餐；
晚十時：政治局會議；
晨二時半：約民航同誌開會；
晨七時：在七號樓辦公；
中午十二時：去東郊迎接西哈努克親王和王後；
下午二時：休息。
這就是他的工作節奏，一個不給自己留一點緩衝的節奏。周恩來規定凡有重要事情，無論他是在盥洗室、辦公室、會議上，還是在睡眠，都要隨時報告。他經常坐在馬桶上批閱要件，因為無時間吃飯，服務員隻好把麵糊衝在茶杯裏送進會議室。已重病在身還要接見外賓、談判、到外地向毛彙報工作。他不隻是為中國人服務，許多外國人也來吃他的唐僧肉。一九七五年，越南總理到中國來要援助，不給不走，談判從夜裏兩點談到天亮。周渾身虛汗，每十分鍾要一次熱毛巾。一次阿爾巴尼亞領導來要援助，又是獅子大開口。在北京談不下去，周就安排他們去參觀大寨，讓他們知道什麼叫自力更生。他絞盡腦汁地工作，砍光青山燒盡材，一生都在毫無保留地消耗自己。人們都記得他晚年坐在沙發上的那張著名的照片，枯瘦、憔悴，手上、臉上滿是老年斑，唯留一縷安詳的目光，真正已油燈耗盡，春蠶到死，蠟炬成灰，鞠躬盡瘁。
除了身累之外還有心累，即精神上的犧牲。中國政治長期形成了一個格局，毛是決策者周是執行者。周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他一方麵要考慮億萬人的生計問題，國家的生存與發展；一方麵又要顧及毛澤東一人的態度與情緒。民以食為天，老百姓的事辦不好，國家要翻船；決策者翻了臉，國家也要翻船。我們知道周是很喜愛戲劇的，有一次工作人員發現他在紙上無奈地抄錄下兩句戲文：“做天難做二月天，蠶要暖和參要寒。種田哥哥要落雨，養蠶娘子要晴幹。”其實曆代，做官最難是宰相，君要折騰民要安。屈居一人屋簷下，卻憂萬民吃與穿。建國後周就一直處在“相”位，常處於二難境地。要麼犧牲大局，要麼犧牲毛的權威，這兩樣黨和國家都承受不了。那麼，就隻有他自己一次次地做出犧牲。“文革”中有一次服務員送水進會議室，竟發現周恩來低頭不語，江青等正輪流發言，開他的批判會。但是，走出會議室後周又照樣連軸轉地工作，盡力解放幹部，恢複秩序。鄧小平說：“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文革”中周說過一句讓人揪心的話：“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這是把一切都置之度外的犧牲。
犧牲是講個人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在社會上做事和與人相處總要舍得吃一點虧，這樣人與人之間才能留出距離，才能合作。著名的“六尺巷”的故事就是講這個道理。社會是一個互利共同體，一般人雖然做不到像周恩來那樣徹底，但總要舍出一點，犧牲一點；作為官員，因為是人民用稅收養著你，你就得全部舍出。而作為一種精神，無論古今中外無私犧牲都是高尚的追求，儒家所謂舍身成仁，佛家更是舍身飼虎。
周恩來的犧牲精神還有一個更嚴酷之處，我把它稱之為“超犧牲”。他有“十條家規”，除了嚴格要求自己，也同樣要求家屬、部下和身邊的人。這和現在的官場上為家屬謀利、提拔重用親信，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中國古代最忌諱但又最難根治的就是外戚政治與朋黨政治。周深知這一點，他矯枉過正，勿使有一點灰塵，不留下一點把柄。這樣，親屬部下也要跟著做出了犧牲，超常規的犧牲。就如我們常說要建一座抗百年一遇洪水的大壩，那九十九年也就跟著作陪了。
夫榮妻貴是千百年來官場的鐵定律，但是在周恩來這裏有另一條定律：隻要他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進國務院。鄧在黨內是絕對的老資格，一九二五年入黨，出席莫斯科六大的代表，瑞金時期的中央機要局長（相當於秘書長，後因病轉由鄧小平接任），長征幹部，二次國共合作時的六位中共參政代表之一。論資格建國初組閣任一個正部長綽綽有餘。周提名民主人士傅作義當了水利部長，馮玉祥的夫人李德全當了衛生部長，知名度不大的李書誠當了農業部長，鄧卻無緣一職。張治中看不過，說：“你這個周公不‘周’（周到）啊，鄧穎超不安排人不服。”周笑答：“這是我們共產黨的事，先生就不必多操心了。”黨內老同誌看不過，來說情。周說：“她當部長，我當總理。國事家事攪在一起不利事業。隻要我當一天總理她就不能到政府任職”。
鄧不但不能進內閣，工資還要讓。當時正部工資是三級，鄧任婦聯副主席，資格老，完全夠三級。但他們夫婦主動報告降兩級，拿五級。批下來後，周說你身體不好上班少，又降一級，拿六級。國慶十周年上天安門的名單本有鄧，周審核時劃掉。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周抱病到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毛同意鄧任副委員長，可能是考慮到周的性格，又親自寫了一個手令：“政治局：我同意在四屆人大安排鄧穎超同誌一個副委員長的職務。”周回來傳達時卻將此事扣下。到他去世後清理辦公室，才在抽屜裏發現這個“最高指示”。直到一九八〇年華國鋒才根據毛生前意見提議增補鄧為副委員長。
我曾有緣與周的兩代後人相熟，他們也都未脫此例而攤上了這種奉獻。侄女周秉建“文革”中帶頭到內蒙古草原插隊，數年後應征參軍。她很興奮地穿著軍裝來看伯父，周說讓你去插隊就要在那裏劄根。結果又脫了軍裝重回牧區，嫁給一個蒙族青年。國家恢複高考，周的侄孫女周曉瑾從外地考到北京廣播學院。這時總理已經去世，侄孫女很興奮地給鄧頴超奶奶打電話，要去看她。鄧說不急，先讓秘書到學院去查檔案，看她是否真是靠成績入學的，查過無事後才允許見麵。周對身邊人員的要求亦近苛刻，新中國成立初老秘書何謙定為十二級，周問何，毛的警衛李銀橋多少級，答，十三級。但何比李資格老兩年，周還是將何降為十三級。周住的西花廳年久失修，特別是地板潮濕，對他的身體很不利。一次乘他外出，何主持將房間簡單裝修了一下。他回來後大怒，這個可憐的秘書被調出西花廳，到最後也沒有提撥。如果是現在，正好相反，當時不提也是以後必提。現在官場腐敗，有一個詞叫“利益集團”，而周的身邊卻有一個甘為國事犧牲的“犧牲集團”。當然，當年這樣嚴格的不隻是周恩來一人，這在中共第一代領袖中很普遍，毛澤東就主動不拿最高的一級工資，否則共產黨也不可能得天下，不過周做得更徹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