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現在官風日下、公權私用、不貪不官，周這種殘酷的犧牲精神叫後人一想起就心中隱隱作痛。人心是肉長的，誰無感恩之心？當年總理去世時我正在外地一城市，從郊外入城忽見廣場懸空垂下一黑色條幅，上書“悼念人民的好總理”，滿城黑紗，萬人慟哭。而在北京，淚水洗麵萬巷空，十裏長街送總理成了共和國史上最悲壯的一頁。人們恨不能寧以我身換總理，八高齡的胡厥文老人寫詩道：“庸才我不死，俊傑爾先亡。恨不以身代，淒然為國傷。”火化之日，火化工為使總理能平靜入爐，竟以身試屍，躺在屍床上幾次進出焚化爐，仔細體會進爐的感覺，調試屍床的速度和節奏。“總理愛人民，人民愛總理”，這絕不是簡單的領袖與公民的關係，而是人心與人性的共鳴，已成曆史的絕響。就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到那一步，“親愛”二字總叫不出口，“人民的總理人民愛”這樣的句式自周恩來之後人民就很難再說出口。
仁愛是講人心的主觀出發點，是“善根”；犧牲是講處理個人與外部世界關係時的態度，是一種無私的境界；包容則是對愛心和犧牲精神的實踐檢驗，是具體行動。當仁愛之心和犧牲精神變成一種寬大包容時自然就感化萬物，用兵則不戰而屈人之兵，施政則無為而治，為人則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寬容
不肯寬容別人，無法共事；不能包容不同意見、不同派別就不能成大事。包容精神既是政治素質也是人品素養，是普世價值。儒家講仁，老子講以德報怨；佛家講戒嗔、講放下；西方宗教講懺悔、講寬恕。周恩來以驚人的肚量和個人的魅力為中國共產黨團結了不知多少朋友、多少團體、多少國家。這就是為什麼在他去世後普天同悼，連曾經的敵人也唏噓不已。
李先念說：“中國共產黨確實因為有周恩來同誌而增添了光榮，中國人民確實因為有周恩來同誌而增添了自豪感。”一位黨外人士說，長期以來，一提起共產黨，腦子裏就浮現出周恩來的形象。美國《時代周刊》四十年代駐華記者白修德說，一見到周恩來，自己的“懷疑和不信任幾乎蕩然無存。”新中國成立初各國工人代表團應邀來中國參加工會大會，毛、周等領導人出現時會場喊“毛主席萬歲”，一澳洲代表不解，問為何不喊周萬歲，到周過來與他握手時就喊“周恩來萬歲”，周忙示意不要翻譯。這是周的謹慎，但實際上就像人之間有一種暗戀一樣，不知道有多少國內外的人早把周看做心中的偶像而向他敬禮。
周恩來的包容集中體現在如何對待反對過自己的人，甚至是曾經的敵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國共兩黨在第一次合作失敗後鬥得你死我活。周是中共“特科”的負責人，專門對付國民黨特務，張衝是國民黨的特務頭子，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前身）總幹事，兩人曾經是死對頭。張成功策劃了“伍豪事件”，在報上造謠周已叛變，給周的工作造成極大被動。西安事變後，為了民族存亡國共二次合作，周、張各為雙方談判代表，周竭誠相待，兩人遂成好友。抗戰還未成功張病逝，周提議為張的追悼會捐三萬元，親自前往哀悼並致送挽聯：“安危誰與共，風雨憶同舟”，並發表講演，語不成聲，滿座為之動容。他在報上撰文說：“先生與我並非無黨無見，唯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黨見，非私見私利可比，故無事不可談通，無問題不可解決。先生與我各以此為信，亦以此互信。”這事在國民黨上層的影響如同爆了一顆炸彈。後來他對張的兩個子女又盡心關照。
當時的重慶特務如林，周的一舉一動都在監視之中，隨時有生命危險。而周恩來卻以一顆真誠的心平靜地廣交朋友，編織了一張正義的大網，反過來彌蓋整個重慶，戴笠也無可奈何。周代表共產黨在重慶協調各方組織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他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各方人士靈魂深處的良知，終形成團結互愛的統戰大局。一次中共一位工作人員住院急需輸血，醫院裏自動排起獻血長隊，排在最前麵的是美國代表處的一位武官。共產黨的一個重要武器是統一戰線，不管多少派別，在政治上找共同點；周恩來的一個重要武器是尊重別人，在人心深處找共同點，不管什麼人真誠相待。
三十年後，為中美建交尼克鬆來訪，在參觀十三陵時，當地官員找了一些孩子穿著漂亮的衣服在現場點綴，美國記者認為造假。周對尼說：“你們指出這一點是對的，我們不願文過飾非，已批評了當事人。”尼後來評價說：“他待人很謙虛，但沉著堅定。他優雅的舉止、直率而從容的姿態，都顯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泰然自若的風度。在個人交往和政治關係中，他忠實地遵循著中國人古老的信條：絕不傷人情麵。”此時，周手中的武器並不是黨綱、政見、共產主義學說等，而是傳統道德和個人魅力，是與人為善的赤誠之心這些普世認同的價值觀。
但是，最能體現周恩來包容精神的還是他處理黨內的高層關係。中國共產黨誕生於複雜的曆史環境中，又經曆了漫長的艱苦曆程，黨內高層人員文化背景複雜，有工人、中小知識分子、教授學者、留洋人員、舊軍人，出身不同、性格各異。半個多世紀以來能將這樣一個黨團結在一起，一靠毛澤東思想，二靠周恩來的人格，實際上也可稱之為周恩來思想，隻不過曆史上沒有這麼叫，但它實際存在著。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毛屢犯錯誤，更靠周來補台。從陳獨秀始，經過瞿、李、向、博、張直到毛澤東，周是唯一與六任書記全部合作過的人，又是唯一與毛合作始終的人。靠什麼，靠坦誠、謙虛、忍讓、包容。“宰相肚裏能撐船”，無論新中國成立前後，無論在黨在政，無論在哪一朝書記任內，周都是處在“相位”，不是一把手勝是一把手，關係全局。
長征中周說服博古請毛出來工作，又把紅軍總政委一職讓給張國燾，保住紅軍和黨不分裂。轉戰陝北時中央機關組成昆侖縱隊被敵包圍，任弼時是司令，周是政委，毛要向西，任要向東。任說我是司令聽我的，毛說我是主席先撤了你這個司令，吵得不可開交。周協調，先北再西，化解了危機。解放後因經濟思想產生分岐，毛很任性，甚至威脅要重上井岡山，周主動讓步，逢會就檢討並願意辭職，又避免了一次分裂。“文革”中周更是礙著毛的麵子，受盡林彪和江青的氣，但仍出來獨撐危局。對外，他勇於承擔責任，一次次地出麵做紅衛兵及各派的工作。周還親自出麵請被衝擊、迫害的外國專家、家屬吃飯，並賠禮道歉。一知名人士說如果不是因為有周恩來，我們實在沒法原諒共產黨在“文革”中所犯的錯誤。我在《大無大有周恩來》中講過：“他硬是讓各方麵的壓力，各種矛盾將自己壓成了粉，擠成了油，潤滑著黨和共和國這架機器，維持著它的正常運行。”
一部黨史很有意思，毛澤東用了周恩來的才幹；周恩來包容了毛澤東的缺陷。黨史上周是領導過毛的，當他認識到毛的才能後，遵義會議就請毛出山，以後一直輔佐他。但一有意見不合毛就對周興師問罪。一九五六年後他與毛的經濟思想不合，一九五八年毛在杭州會議、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八大二次會議等會上多次點名批評周是“促退派”，甚至挖苦奚落，說他離右派隻差五十米了，直至暗示要他辭職。他違心地檢討，主動辭職，但未通過，國家離不開他，毛也離不開他。“文革”中他與毛繼續革命的思想不合，總是明裏暗裏保護老幹部、抓生產、恢複秩序，毛掀起了一場“批林批孔周公”。在毛與周的關係中，毛是強者，周是弱者，但回頭來看周又是強者，他以柔克剛，贏得了人心，“贏得生前身後名”。毛的霸氣、江青的驕橫，放在任何人身上都難以忍受（鄧小平就是不能忍受而被二次打倒），但是周以他非凡的肚量和才能應付過來了。這種勝利不是政治派別的勝利，是人心深處真、善、美的勝利，是人格完善的勝利。他一襲鬥蓬收裹了時代的風雨，靜靜地駕馭著共和國這條大船。
包容是一種博大的胸懷，清澈見底，容納萬物，它使仇者和，錯者悔，嗔者平，忌者靜，使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不接受的理由。《三國演義》是中國人熟悉的名著，以權術計謀聞名，有諺語“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可就是在這樣一部計謀書中人性的誠實、坦白、寬容亦然在隱隱地流動。其開篇第一回就是桃園三結義，中間諸葛亮鞠躬盡瘁更是一條紅線。而在最後一回，全書七十三萬字，敘述了綿延六十年的血腥仇殺、陰謀算計之後，作者平靜地地講述了晉、吳邊境敵我主帥相互釋疑，真誠為友的故事。
兩軍在邊境打獵後各自回營，晉帥羊祜命將對方先射中之獵物送歸吳營。吳帥陸抗將私藏之酒回贈羊，部下說怕有毒，羊笑曰勿疑，傾壺而飲。陸臥病，羊贈藥，部下說怕非良藥，陸曰彼非毒人之人，服之，立愈。陸召集部下說：人家以德，我怎能以暴？邊境遂平安無事。現實生活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南非總統曼德拉，他年輕時推崇暴力，但二十七年的坐牢讓他悟到必須超越一已一族之仇去追求人性之光，終於實現了民族和解。他出獄時說：“當我走出囚室，若不能把悲傷與怨恨留在身後，那麼其實我仍在獄中。”他就職總統時請的嘉賓是曾看守過他的三位獄警。這麼看來周恩來並不孤獨，在曆史的星空中他們同屬於那些讓人們一仰望就靈魂澄淨的星辰。
人類曆史並不隻是一部階級鬥爭史，還是文化史、道德史、人格史。階級鬥爭隻是文化史中的一小部分，而無論怎樣的曆史也逃不出人的思想和道德。如馬克思所說：“我們的事業是默默的，但她將永恒地存在，並發揮作用。麵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這也應了康德的那句話：“有兩種東西值得我們敬畏，這就是我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我們懷念周恩來，年複一年為他灑下熱淚，默默地體悟著他那些具有普世價值的道德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