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的人物如果說本世紀後20年的中國是條真正醒來的巨龍，那麼催醒這條巨龍的人便是鄧小平。短暫的曆史所發生的巨變的現實，證明了鄧小平走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論是中華民族再度稱雄世界的思想基石。
如果說當年安徽鳳陽農民在一張土地承包書上重重地寫下自己的名字而走出了中國農民實踐小平理論的第一步，那麼義烏人僅用十幾年時間在一片貧瘠的黃土地上建成了一個令世人矚目的現代化大市場，則是中國農民真正運用小平理論，進行著一場祖先們幾千年來一直夢想卻始終得不到實現的偉大革命，這就是使臉朝黃土背朝天的“泥腿子”們得以揚眉吐氣地成了城市的主人，使每一塊過去隻種糧食的莊稼地奇跡般地變成了生金收銀的市場。聽起來似乎都很平淡的一段往事，然而作為同一時代的我們，又怎能不理解其瞬間的曆史中曾有的那充滿曲折與驚濤駭浪的漫長……
義烏在哪裏？義烏人是誰？義烏？好怪的兩個字，什麼意思？興許幾年前像我這樣常在各地奔跑的人都會提出這樣的問話。
是的，連義烏人自己都這樣告訴我，換了十幾年、二十來年前，他們自己都不願張口讓外人知道自己是啥義烏的人。那是義烏人沒有自己敢顯耀的地方名稱，取代他們的是被人瞧不起或吐唾沫的“雞毛換糖”的“敲糖幫”。在過去的江南，有句話這樣說：“苦，苦不過大年初一披風戴雪走千家的敲糖幫；爛，爛不過夜宿豬棚日討飯的叫花子”。據說，已有幾百年靠敲糖換雞毛曆史的義烏人，在十二三年前的公元1986、1987年時，才徹底扔下那副靠賺一把雞毛一根豬骨來維持生計的換糖擔子。
後來我才明白，今天的義烏人為什麼一聽說我要寫一部義烏新史時就最先把馮愛倩抬了出來。
出現在我麵前的馮愛倩，是個很典型的南方阿婆。她說今年她已經59歲了，生意做得不大不小，現在主要精力在參與管理“中國小商品市場”。“忙哩，幾萬個攤拉，十幾萬個商家，天天都有你幹不完的活，做不完的事……”馮愛倩遞過名片，我一看職務還真多：義烏市政協委員、個體勞動者協會副主席、市場治保副主任……
“人家說我是華夏第一市裏的‘一號臣民’，這還真不是吹出來的。你們外人現在來看看我們義烏市場今天這麼熱鬧，這麼了不得，可你們是怎麼也想不出我們現在這些百萬富翁、億萬富婆，在當年是如何一步一磕頭、一跪三作揖走過來的。”馮愛倩眼裏閃著晶瑩淚花。
“過去義烏人窮得遠近聞名。別說鄉下種地的農民，就是我這樣吃商品糧的城鎮居民戶的日子也過得有了今朝沒明朝。”如今早已是“百萬富婆”的馮愛倩一談起往事，總會情不自禁。她說，她年輕時也是種地的鄉下人，為了實現做“城裏人”的夢，敢作敢為的她不顧別人在後麵指指點點，大姑娘一人紮到爺們堆裏參加了“生產合作社”。那時馮愛倩的生活根基雖說還在鄉下，但那種“吃商品糧”的感覺使大姑娘的她內心充滿著自豪感和優越感，成天小嘴裏有唱不完的小曲。但窮地僻壤的義烏小城鎮，在當年就像一艘漂泊不定的破船，沒幾年，馮愛倩就被上麵一聲令下，又把戶口轉到了鄉下。為了養活5個兒女，僅靠在供銷社工作的丈夫那幾個死工資，連一家人的嘴都填不了。馮愛倩十分辛酸地告訴我，有一次為了給孩子做一頓飽飯吃，她竟然連跨了6條門檻也沒借到一粒米。她不得不攜子拖女在丈夫單位下麵當家屬臨時工，並且一幹就是7年。一晃到了1979年，孩子們也開始大了，上學、穿衣都得花錢，做媽的馮愛倩顧不了啥“麵子夾裏”的，她看到稠城鎮的一塊火災燒毀的房基地上有人提起籃子在賣各種小商品，一天也能賺回幾塊錢來。這對巧婦無米炊的馮愛倩來說，太有誘惑了。當她興衝衝地到街道申請“做買賣”時，街道一名負責人大眼瞪小眼地朝她嚷嚷道：“我們正準備抓那些投機倒把分子呢，你可好，還想跟他們合幫呀！”馮愛倩嚇得再不敢進街道管委會那個門。
可日子還得過。1980年，做了近40年“城裏人”夢的馮愛倩終於實現了夢想。為了把農村的戶口遷到城裏，她賣掉了10擔穀子，每擔8元，總得80元。入夜，馮愛倩摸摸口袋裏的錢，心裏不停地想著“小錢變大錢”的事。
“哎，你有沒有錢借我？”她推醒正酣睡的丈夫。
“你……半夜了想什麼事嗎？”老實巴交的丈夫揉了揉眼，問，“要錢幹啥？你不是剛賣穀嗎？”
“我想做點生意，那點錢不夠本。”
“啥？你要做生意？”丈夫似乎一下被嚇醒了：“我們今天下午還在開會說要狠狠打擊投機倒把，你不是將雞蛋往石頭上砸嗎？”
“啥砸不砸的？我全家人要吃飯，誰管？”馮愛倩生氣了，“你到底有沒有錢借我？”
“除了工資全交給你了，我哪還有錢嘛？”
丈夫說的是實話。無奈，馮愛倩後來隻好托人從信用社貸了300元。有了這380元的本錢，40歲的馮愛倩便開始了艱辛的從商之路。
最初的生意很簡單，先到百貨公司那兒進點很便宜的紐扣、鞋帶、別針什麼的，這些都是義烏“雞毛換糖人”的必需品。少進小出，第一天擺攤，除去成本、開支外，淨賺了6元多。馮愛倩的心裏別提有多高興！她過去當了十幾年的臨時工，一天工錢不過9毛錢，一個月下來也就是27元。如今一天就是6元，這筆賬誰都會算。第二天擺攤比第一天還多賺了幾元，第三天馮愛倩回家一點當天的生意，呀，整整賺了22塊！
做定了，這“奸商”我做定了！嚐到甜頭的馮愛倩從此一發而不可收，她知道要賺錢，一是必須進貨便宜，二是必須出手快。當時義烏隻有兩個像樣的集市，一是稠城鎮集市，另一個便是“雞毛換糖”的發源地廿三裏集市。兩個集市一逢農曆雙號，一逢農曆單號。為了趕這兩個集市，馮愛倩頭天早晨在這個集市擺完攤後，下午就得立馬乘車趕到外地進貨，當天夜裏必須趕回並配好貨，這樣才能趕上第二天的另一個集市。不說一個婦道人家在大街上擺攤做買賣會遇到什麼樣的事，單說上外地進貨這一項，馮愛倩說她現在想起來都會感到是一場場噩夢——
“……頭年夏天，我到金華百貨公司進貨，求人敬佛，好不容易進了2000把紙扇，當我擔著擔子往回趕火車時，因為天熱擔重，又空了兩頓沒進一口水和一粒糧，我沿鐵路走著走著，突然心頭發悶，兩眼直冒金星，連人帶擔子倒在了鐵路邊……我怎麼也起不來，心想這回慘了，別說賺錢，就是性命都撿不回了。就在這時一位好心的道口工瞧見了，是他把我扶進小屋，又是端水又是幫著揉腰，才算使我緩過勁來。說起到外地進貨的苦處，真能講幾天幾夜。那時各地的政策還沒開放，我們這些個體戶上國營單位進貨，人家就像見瘟神似的害怕，生怕多收你一分錢也會沾上‘資本主義病菌’。可畢竟有不少企業的積壓產品太多，又見我們都是現錢交易，所以我們的貨源還能解決。但回程的路常常比上門求貨更難，鐵路線上的‘打擊投機倒把’比抓小偷還嚴。為了躲避一道又一道的檢查，我們都不敢走火車站的檢票口，全得等火車出站或到站放慢車那段時間裏扒窗上下車。你想都是幾十歲的婦道人家，又帶著筐子拖著貨，那扒車的光景誰見了都說我是要錢不要命啊！可他們哪裏知道，為了一家人的生活，為了孩子能上學吃飽飯，我這麼做是既要錢來又不敢舍命啊！有一次帶著貨跳車稍稍慢了一個眼神，結果差點摔斷我的雙腿。那時我們這些上街出門擺攤做生意的人，都被看作‘投機倒把分子’，你一不留神就可能被‘市管委’那些戴紅袖標的人抓進去，罰沒錢物，上學習班。我印象中最可怕的情形要算外出進貨回義烏的事了。那時哪像現在條條大路通義烏，隻有一條鐵路連著外麵，所以我們出去進貨隻能搭乘火車。每次回義烏時，眼看快到站時的那幾分鍾裏，遠遠先把貨從車窗口扔到鐵路旁邊的莊稼地或野草叢裏，然後人再隨著減速的車子一個跟頭跳下去。轉身貓著腰重新撿起貨物拔腿便跑……你問為啥這麼做？怕呀，每趟車到站時總有好幾隊戴紅袖標的人，像憲兵似的在站口左右的幾百米之間巡邏，抓住還了得！說出來你可能會覺得好笑，有一次我跳車下來剛剛把扔下來的貨物重新收拾到擔子裏，剛直起腰就見迎麵有個戴紅袖標的人朝我這邊走來，嚇得扔下擔子撲通臥倒在地。你說戴紅袖標的他檢查就檢查吧，可偏偏這冤家遛遛逛逛不走人，害得我整整趴在野草堆裏好幾個小時，苦啊，現在回想起來就要掉眼淚……”
剛直的馮愛倩不想讓別人看到自己掉淚，她把頭往上一仰，嗓門一下高出兩倍：“你說我們這麼玩命從外麵運回些百姓生活日常用品，到市場上擺攤換那麼幾個辛苦錢，可偏被說成是‘資本主義的尾巴’，硬要砍斷不可。當時我們義烏城關的稠城鎮沒現在這麼多的人口，城市麵積也沒這麼大，但也有幾萬人在這裏生活著呀。我們這擺小攤的人天天就像遊擊隊似的東擺一時辰，西擺一時辰，好不容易後來在縣委、縣政府門前附近的一塊空地上有了可以做買賣的氣候。有關部門的人就一下出動了好多人，把我們這些做生意的和來買貨的顧客趕得四處奔跑，當時百姓們敢怒卻不敢言，因為上麵也一直在喊不準這不準那。可我們是小老百姓一個，要吃飯要生活呀，賣個家家戶戶都離不開的針頭線腦、牙膏筆頭有什麼不可以的嘛！我們一幫在北門街擺攤的小販們紮堆在一起議論，一議論就心裏來火。大夥好不傷心地說，阿拉義烏人看來永遠隻能外出披風戴雪去當‘敲糖幫’，過吃百家飯的苦日子了！我聽後心裏也好難過，尋思著難道自己的人民政府和共產黨就這麼不能體察民情？不行，我一定要弄弄明白，說啥也得讓當官的明明白白地告訴我一聲，到底讓不讓我們百姓有口飯吃？
“決心已定，我就一連幾天守在當時的縣委大門口。因為聽說縣裏剛來了個新縣委書記，我想要找就找最大的官。大夥都知道我要找縣委書記論理，都又盼又怕地跟在我後麵想看個究竟。一天，有人告訴我說那個個頭不高、衣著很樸實的人就是新來的縣委謝書記。我見他剛從理發店裏走出來，便壯著膽迎上去問道：‘你就是謝書記嗎？’他打量了我一下，問我是幹什麼的？我說：‘我是在市場上經商的，做點小買賣養家糊口，可政府為啥趕著我們天天無處落腳，或是拿高得嚇人的收費來逼我們幹不下去呢？’我說完這幾句話，謝書記用不同尋常的眼光打量了我一番，見在我身後又站了一大群圍觀者，便把頭一甩，說你到我辦公室。一聽縣委書記這句話，我身後的那些夥計們真嚇壞了，心想你馮愛倩這下完啦，不是被抓起來，也要狠狠地被批一通。那時‘文革’剛結束沒幾年，大家受階級鬥爭的影響太深了。我當時心裏也緊張，人家是一縣之官，我小小老百姓一個，他一句話說不定夠我坐不完的牢呢！可又一想，事已到此，我即便是坐牢入獄，也要從共產黨的書記嘴裏弄個明白：到底做買賣錯在哪裏？就這樣，我跟著進了謝書記的辦公室。不想這個謝書記一進門嗓門就大了，說你在縣委的大門口吵吵嚷嚷成何體統？我一聽也來火了。看他在桌子上敲一下，我就在桌上拍兩下。興許謝書記還是第一次看到有那麼一個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敢在他麵前為了擺攤與不擺攤的問題如此動肝火，於是竟然慢慢平靜下來，給我讓坐倒水，又坦誠相待地問我義烏百姓的生活。我呢，一看這麼大的父母官能靜下心來聽百姓的話，頓時多少年憋在心頭的話像開了閘的水，我說’我們義烏人祖輩窮，窮就窮在人多地少田又薄。可為什麼還能在此生活繁衍至今呢？就是義烏人會經商，你可別小看這‘雞毛換糖’，它作用可大呢，一方麵解決了我們這兒人多地少勞動力充裕的矛盾，另一方麵大夥通過點點滴滴的做些生意彌補了家家戶戶的生活困難，更重要的是我們義烏人最敢闖，肯吃苦。如今其它地方都在搞開放，我們義烏人沒有啥優勢，也學不像人家，但我們這兒的人都會經商，都會‘雞毛換糖’呀！要能把‘雞毛換糖’的精神和經商積極性發揮出來，我就不信義烏人不如別人。我說到這兒，謝書記眼睛也跟著亮了起來，問我，你真認為行嗎？我說怎麼不行？隨後我把自己前陣子做小生意，有時一天賺的錢比過去一個月掙的工資還多的事一說，謝書記頻頻點頭，又不停地在辦公室裏來回走動起來。後來，他站在我麵前，大聲說道：‘好，你先回去，讓我好好想想。’我一聽很高興，剛出門又想起一件重要事，便轉身問謝書記：‘那我們能不能在街上擺攤呀？’他一揮手，說可以，你們先幹幹再說。我又擔心地說道：可市場管理人員天天趕我們呀！’謝書記雙手往腰裏一叉，說：‘放心，我會打電話給他們的。’跟縣委書記見麵會有這麼好的結局，是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難怪當我走出縣委大門時，那些等候在外準備看熱鬧的經商朋友一下擁了過來，說你怎麼沒被抓起來呀？我笑笑說：‘謝書記還給我倒茶遞煙，怎麼會抓我呢！’可大夥最關心的還是讓不讓擺攤經商的事。我說：‘隻管擺，我有謝書記的話呢！’大夥將信將疑，我呢心裏有底，像以往一樣挑起擔子往馬路邊一放，便吆喝起來，而且這天的嗓門比平時更清脆響亮了許多。夥計們一看我真的毫無顧慮地重新做起生意，便紛紛跟著擺攤設店起來。這不，一連幾天我們紅紅火火擺攤賣貨，順順當當，再沒有人來趕我們了。而且不幾日，縣委以‘整頓市場領導小組’的名義，發布了在義烏改革開放曆史上有名的第一號《通告》。這個《通告》是手抄的，在北門街上貼了有七八張。這對我們這些‘地下工作者’般的經商戶來說，是天大的喜訊。《通告》一貼出，市民們裏三層外三層地圍觀著，那場麵至今讓我難忘。沒幾天，北門街頭的小商小販一下多了幾倍，而且每日見漲，直到後來整個一條街上擺滿了攤位，到這兒來買貨看熱鬧的就更多了，這就是我們義烏中國小商品市場的維形。現在一說起當年的事，義烏人就半真半假地說我是義烏市場的‘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他們誇我說要不是你馮愛倩敢冒坐牢房的險，跟縣委書記較真，‘第一號《通告》’就不會那麼快出台，小商品市場就可能形不成今天這個樣，咱義烏市的發展更談不上了！‘哎喲，我區區一個小百姓哪敢貪天之功呀！要說義烏有今天，當家做主的謝書記才是最了不起的功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