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出的樂章義烏地處浙江中部，古稱烏傷。有關它的地名，還與一則美麗動人的傳說相聯著：傳言有一個叫顏烏的孝子，此人出身貧寒，卻深知禮義和孝敬之道。那時中原戰亂頻繁，為避戰禍，顏烏和他相依為命的父親都來到江都義烏地域居住，不久父親病重而逝，悲痛欲絕的顏烏因家中一貧如洗，為了埋葬父親，他用雙手刨坑，手指破了，鮮血和著泥土，一群烏鴉被他的孝行所感動，紛紛幫他銜土葬父，烏鴉的嘴傷痕累累，顏烏也因此悲痛欲絕地倒在了父親墳旁……烏傷的地名便取自“顏烏葬父”之說。
義烏當頭，反映了義烏人的傳統美德。然而，為了能在這塊貧瘠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顏氏的後代用自己勤勞的雙手開山耕地，培育和種植出了大批棗樹和甘蔗，從此義烏因盛行製糖業和出產金絲琥珀棗而名揚天下。地處浙中的義烏，舊時山窮水稀，交通閉塞，雖說有錢經商者不願長此駐足，卻也留住了一批曆代官府謫貶的人眾和一撥撥戰亂中的敗將傷卒。漸漸地，義烏成了一個人多地少更窮得出奇的地方。窮則思變，於是，就有人想法將地裏的甘蔗製成糖塊，然後到異鄉以糖換物，再將換來的物品分類，或賣掉變現錢，或作肥料種植糧食。據《義烏縣誌》記載：早在清乾隆時，本縣就有農民於每年冬春農閑季節，肩挑糖擔，手搖撥浪鼓，用本縣土產紅糖熬製成糖塊或生薑糖粒，去外地串村走巷，上門換取禽畜毛骨、舊衣破鞋、廢銅爛鐵等，博取微利，清鹹豐同治年間，糖擔貨倉增至婦女所需針線脂粉、髻網木梳等小商品。抗日戰爭前夕，本縣操此業人數增至數萬，發展成為獨特性行業——“敲糖幫”。
也許北方人誰也沒有見過“敲糖幫”是個什麼樣，但在南方，30歲出頭的人幾乎都見過那些手持撥浪鼓、肩挑貨郎擔的換糖人。在我小時候的記憶中，一到農閑，特別是正月過年的那些日子裏，換糖人來得就特別多，幾乎天天能見著。此次到義烏采訪，方使我明白兒時天天盼的換糖人原來竟是今天的寫作對象，這不免讓我記憶起小時候的一幕幕情景。那時，家居鄉下的人過年過節時，總要殺雞宰豬，而餘下的雞毛豬骨頭常常被扔在一邊，老人和小孩則喜歡把這東西撿起來收拾好，一等搖撥浪鼓的貨郎擔來，便可以換一塊甜甜嘴的棒糖、卷糖。如果東西多一些呢，家裏的大人就要從貨郎擔那兒換回些針頭線腦的日用品。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奶奶每次梳頭時總要把梳子上的一縷縷掉下的頭發卷好後積存起來，等貨郎擔來後就拿出一卷卷頭發給我這個大孫子換上一兩塊糖吃。那時我多麼希望奶奶每次梳頭都掉下些頭發。而我奶奶呢，雖然已是90高齡、風燭殘年的老人，可她至今仍保留著積存殘脫頭發的習慣。說來也巧，1999年的春節，當我從義烏采訪完畢順道回老家時，我的奶奶竟又從她的床底下拿出一大卷頭發，說阿明（我的小名），你看我一直把頭發給你留著呢，可現在的換糖人怎麼再也不來了？我趕忙接過那一縷縷花白的頭發，忍不住告訴奶奶，說過去那些換糖人早已不出來了，他們現在做大生意，都富了。奶奶一聽，兩眼一亮道：真是世道變了，過去的換糖人是最苦、最可憐的人哪！
我奶奶的話沒錯，但她老人家不像我這樣有福氣，親眼目睹過去的換糖人現今個個都富得快要流油的景象！
“敲糖幫”？撥浪鼓？如今我還能見得到你們嗎？
當我知道兒時看到的換糖人貨郎擔都是義烏人時，來到義烏的第一件事就想再見一見那二三十年前常常盼望在村頭出現的“敲糖幫”，以及他們手中咚咚響的撥浪鼓。然而我尋覓了多少天後，一直沒有見過一把撥浪鼓（遺憾之際，我特意向當地幹部建議應當將傳統的撥浪鼓當作一個特色產品大為開發。）於是說到了挑貨郎擔的“敲糖幫”。義烏人都笑了起來：現在哪有呀！我們都在擺攤開店辦工廠，誰還幹那行當嘛！其實這一點我也能猜到，隻是因為到了義烏，到了撥浪鼓的故鄉，它勾起了我兒時對“換糖人”的那份特殊感情，在今天日日嚐慣了冰淇淋和雀巢咖啡之餘，很想再嚐一次闊別了幾十年的正宗的義烏青糖塊。義烏人又笑了，說我們現在可以給你搬來很多很多糖，卻還實在沒有哪家能一下給你拿出一塊當年換雞毛的那種糖塊了。我聽後雖然多少有些遺憾，但在看到當年的換糖人如今家家富裕、戶戶小康的新景象，心中仍然興奮為多。
但我還是有一個要求，就是要親自到一趟廿三裏，看一看這個曾經是撥浪鼓和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發源地。
廿三裏在義烏一帶名氣很大，由於它同周圍5個集鎮的距離在舊時均為23裏路，故而得名。眼前的撥浪鼓發源地，與我想象中的小鎮差距實在太大。你看那數公裏長的寬闊大道，主人說最寬處有36米；再看大道兩邊全是清一色的嶄新樓宇，均有四五層高。“從路麵到樓房，都是農民自己花錢修建的。”主人不無自豪地告訴我。
就是這個以往隻有一條小街的撥浪鼓故鄉的小鎮，如今僅集鎮麵積就達四五平方公裏，本地城鎮居民人數達兩萬多。加上1萬多外地打工者，集鎮人口已超過3萬人。近千個大中小私人企業密布全鎮，組成了已具現代化規模的浙中名鎮。據說，小鎮上的一塊四五十平米的地基，現今售價在30萬元以上。如果在好地段還不止此數。當我跨進鎮政府的大院，抬頭仰望正麵聳立的辦公大樓時，我馬上為京城的“部委樓”叫屈，因為廿三裏的鎮政府大樓好個氣派！
“這是托改革開放政策和義烏市場紅火的福。”接待我的幾位鎮幹部連聲謙虛，等中午就餐時我才知道他們說的全是實情，與我同桌的5個鎮幹部中，有3個是當年搖撥浪鼓出身的“敲糖幫”。主人們介紹說，在他們這兒近幾百年以來，幾乎每家每戶都是搖撥浪鼓的。那時，男人挑著貨郎擔走南闖北去“雞毛換糖”，家裏的女人則把男人們換回來的貨物分類處置，或製糖紮花，做些小工藝品，為當家人再次出門備貨。廿三裏的那條不足兩百米的小街，便是遠近“敲糖幫”們進行自由交易的唯一場所，也就是後來發展成整個義烏小商品大市場的“始發站”。
“舊街現在還有？”
“有，鎮裏保留了它。”
這是個喜訊，我情不自禁讓主人帶著前往。
眼前的這條一線型小街，是那種我兒時熟悉的江南小鎮街道。它的街道僅有兩根扁擔那麼寬，弧形的石子馬路，左右兩邊的鋪麵依然是舊時的內容：雜貨鋪、小麵館、剃頭店，而這街景注定現在不會再顧客盈門了。在一個字畫店鋪裏，見一位斯文的老者正在寫春聯，我便過去招呼。
老伯姓趙名偉懋，今年66歲，以前是位教書匠，退休後在自家的臨街小屋裏開了個書畫鋪麵。“現在大家都富裕了，逢年過節，大利大吉什麼的都愛添點喜色，所以我的小生意一月也能掙上幾百元。”老伯樂滋滋地說。
“這條小街有多少年頭了？”
“遠的說不上，但現在這條街，據說太平天國時就這個模樣。”
“那……你記憶中什麼時候來這條街上做生意的人最多？”
“割尾巴的時候呀！”老伯脫口而出，我卻一下未解此意，他忙又說一句，“就是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時候！那時我們義烏這一帶的人沒得好日子過了，所以外出‘雞毛換糖’的人最多，那時這條街也就最熱鬧了！”
老人的“黑色幽默”使我們忍俊不禁。可不是林彪、“四人幫”在農村大割“資本主義尾巴”，把中國老百姓割得苦不堪言！“狡黠”的義烏人有這“雞毛換糖”的高招，故而廿三裏這條小街上長著的“資本主義尾巴”竟異常粗壯，這不正是一則義烏人創造的絕佳“政治幽默”嗎？
但義烏人自己清楚，為了這則“黑色幽默”，他們所付出的卻是滴滴血淚……
在義烏幾十萬經商大軍裏，施文建是第一批從廿三裏走出的“紅色地主”……因為他不僅當過村支書，還是現在的“中國小商品市場”的勞協第一任黨支書。1985年時，正值義烏市場大發展，施文建已經是當地從商人員中的“大哥大”了，但這位“14950”攤主卻放棄滾滾而來的鈔票不賺，當起了為別人賺錢作鋪路石的個體協會副主任。施文建不是傻人，他做生意時的精明是出了名的，但他義無反顧地放棄了當億萬富翁的機會。現今已65歲的老施告訴我，他願犧牲個人的賺錢機會而讓更多的父老鄉親富起來，就因為他有太多的搖“撥浪鼓”的苦難經曆，他太知道他的眾多搖“撥浪鼓”的鄉親們渴望擺脫貧困。
“我是土生土長的廿三裏人，我那個如甫村在義烏是出名的窮村。1956年我就是村上的黨支部書記，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我們農村受左的思潮影響太重太深，特別是‘十年動亂’期間，幹啥都不行，你想帶領大夥弄點好日子過，就得挨批挨鬥。我們村所在地土質瘠薄，播種水稻如果沒有家禽家畜的毛貨作基肥，水稻就會發棵分蘖不良，產量也就上不去了。為了肥料，我們的祖先就利用當地產青糖的優勢，很早就有了‘雞毛換糖’的經商傳統。其實義烏人最早的‘雞毛換糖’並不是為賺錢，而是為改良土壤不得已之舉。後來在‘雞毛換糖’過程中發現它不僅能解決用家禽家畜的毛充作肥料，從而達到改良土壤的目的外，還能贏得一些可以改善生活的薄利，於是‘雞毛換糖’從此成了義烏人在這塊貧瘠的土地上賴以生存繁衍的一種基本手段。”
施老先生向我講述了一般義烏人講不出的“雞毛換糖”的道道來。然後他用充滿滄桑的語調，以自己的經曆，向我訴說了義烏人“雞毛換糖”的那些不堪回首的苦難：“咱這兒的人本來就窮，哪有什麼本錢出去做買賣？不是靠家裏的老母雞生下幾個蛋不舍得吃或者等圈裏的豬仔大了後賣掉湊上幾個錢，添一些小百貨，再挑上一副貨郎擔，搖著‘撥浪鼓’就出門了。以前我當村支書時不能帶頭外出‘雞毛換糖’，造反派把我打倒了，使我也有了搖‘撥浪鼓’的機會。1967年我第一次出門到的是一個大山區，因為隻有那些沒有人去的地方，才可能用我們的義烏青糖和小百貨換得些農家人閑置的家禽獸毛。我至今還記得第一次出門走的那趟路，那真叫‘吃的六穀糊，走的上腳路’。雪大風大，出門時我挑著擔子沒敢穿衣，這一路喲，進不能進，退沒處退，而風尖子雪花兒照常直往我心口上鑽。眼看天快黑了，我心頭急，腳想抬得快些，結果不小心一攛，連人帶擔跌倒在路邊的潭子中……那一瞬間我隻有一個念頭：不能這樣白白淹死在他鄉異地！我到現在都不明白自己當初是怎樣從刺骨的潭水中爬到岸頭的。等到上岸後，我又最先想到了擔子裏換來的貨物，於是顧不得透濕的全身，挑起擔子直奔當地的供銷社，待到把貨賣掉時，我的衣褲全成了冰碴碴，身子上下沒一處不是通紅浮腫……可要說最受苦的還不是這。我們搖‘撥浪鼓’的，最怕的是被人無端地懷疑或誤解。那年我看到一些地方的農民兄弟很喜歡毒鼠藥，於是也在貨郎擔裏帶了幾包。哪知有個村的一位婦女因同丈夫不和，歹心用毒藥害她男人。幸好那男人聞得飯中有味，當即倒給家犬吃掉，那可憐的家犬當場倒地而死。我並不知其前因後果，所以路過那地仍然吆喝著‘有雞毛換老鼠藥的嗎？’我的話剛落音，一隊臂套紅袖標的‘紅衛兵’不由分說就把我揪住，並一頓圍攻……好在事後有群知情的老太太爭先恐後地一邊來買老鼠藥，一邊取笑地對那些紅衛兵們說：‘我們買藥可不會去毒死丈夫的，再說我們的男人早就入土了！’一陣嘲笑聲中，我方才被‘解放’，可那受驚的心幾天都沒平靜下來。”
駱有華，廿三鎮的副鎮長。他並不是我預先定下的采訪對象，但我們一坐下來，這位曾有6年軍齡的漢子忍不住揮淚與我訴說他的“撥浪鼓”生涯。駱鎮長說他1975年從部隊回鄉時，在生產隊幹一天隻能得兩毛錢，最好的年成也就5毛一天。那時一斤大米4毛錢，一個壯勞力一天怎麼也得吃一斤大米，出力流汗幹一天，卻還不夠一天吃的，日子自然無法過下去。他駱有華在外從軍6年，也算見過世麵的人，但生活所逼，也不得不低下高昂的頭，手持撥浪鼓，遠離家門去“雞毛換糖”。“我當時是生產隊幹部，又是部隊入了黨的人，上麵規定是不能帶頭出去搞啥‘資本主義’的呀！可當幹部的也得過日子嘛！無奈，我托人從外生產大隊開出了一張證明。那時沒有證明外出可要吃苦頭的。我們義烏就有人因為半途身上帶的證明丟了，結果到江西‘雞毛換糖’的路上，不僅被沒收了全部貨物，而且整整關了幾個月，當家人幾經周折將其救出來時，早已成了半人半鬼。我現在還清楚記得第一次出去時的40元本錢是怎麼來的：那是全家3口人省下的四丈五尺布票換來13塊5毛錢……那時每尺布票能賣3毛錢，另外自留地裏的菜賣了兩塊，加上生產隊分的9斤黃豆賣掉後換來的一些錢，加上我退伍剩下的24元，這總共40塊錢的來源已時過30多年了，我還一筆筆都記得清楚。這說明啥？說明那時我們義烏人太窮，不出去做點小副業就別想過日子。可我們義烏人‘雞毛換糖’也不是啥好生意呀！除了義烏人，沒聽說誰幹過‘雞毛換糖’的事嘛。為啥？還不因為那是又苦又沒利可圖的生意嘛！但我們義烏人比別人不一樣之處也在這裏：敢吃苦，不怕利小，再小的利隻要是利就去做，這興許是我們今天義烏的大市場能形成的精神內涵所在吧。你問我‘雞毛換糖’的生意怎麼做下來的？我告訴你是這樣：譬如我開始出去就40塊本錢，先得把這40塊本錢換成貨，那些所謂的貨都是些針頭線腦，以及女人用的頭花發卡什麼的。到一地你先得找好落腳點，在那裏花1塊3毛錢住一宿吃兩頓飯，早一頓，晚一頓，中間十幾個小時就是你搖‘撥浪鼓’的時間。‘雞毛換糖’的生意說來簡單也簡單，比如我用本錢一毛錢買上一包納鞋底的針，一毛錢一包的針有25根，我們出去可以用兩根針換一把雞毛，一毛錢一包的25根針，通常可以換一兩斤雞毛，一兩斤雞毛是可以賣好幾塊錢哪！所以一般我們從秋後的11月份開始外出“雞毛換糖”，一直到春節過後的2月底3月初才往回走。三四個月奔波下來，除了每天交一塊錢給生產隊記工分外，也能積下三四百元。那時一個冬裏攢下三四百塊錢可不是個小數目。所以我們義烏人雖然自知吃的苦可以用擔子挑，但從不願輕易放棄‘撥浪鼓’。”
“你最遠的地方到過哪裏？”我問。
“江西。是搭火車去的。”駱鎮長說。
“一天最多走過多少路？”
“嗯……反正記得有一次連爬山走路，過了兩個縣城，足有百十多裏路吧！”他說，“我記憶中最慘的一次是自己兩天沒好好進一口食。”
“為什麼？”
“那次本來計劃是當天返回落腳點的，後來見生意不錯，隻管往山裏走，不想一進去就出不來了，整整兩天兩宿不見人煙，雖說早已肚皮貼著後背，可肩頭的擔子不敢丟呀，那兩天的路就像當年紅軍走了兩萬五千裏……我們現今四五十歲的人，很多人有胃病，十有八九都是搖撥浪鼓弄出來的毛病……”
駱先生的話使我陷入了一個久遠的回憶：我記得那時我才剛上小學，這一年春節我的一個小姑姑結婚，家裏來了很多親戚。中午時分，村邊來了位“雞毛換糖”的“野人”——我們蘇南那一帶這樣統稱養蜂換糖的外鄉人。在當時，我當然不知道那個搖撥浪鼓的“野人”是義烏人，更不知道他們為了生計所承受的苦楚。那“野人”進村後突然倒在了地上，參加婚禮的我家親戚們慌忙將那人扶起，給口水喝後，那搖撥浪鼓的人慢慢醒來，隨後我和在場的人都看到了他的口角流淌著一絲鮮紅的血痕。我嚇壞了，聽到大人們在不安地說：“不好不好，今天觸黴頭了！觸黴頭了！”於是有人搖來一隻擺渡船要送那換糖人到鎮上的醫院，可那“野人”搖搖手，就是不願去。我看著那人擔著擔子，搖搖晃晃地走出村子，手中的那隻撥浪鼓後來也掉在了路邊的水溝裏。我和村上的孩子雖然很喜歡撥浪鼓，可誰也沒敢去撿，因為聽大人說第二天人們發現這個丟撥浪鼓的換糖人就死在半道上……這件事是我小時候幾個有限的記憶中始終沒有忘卻的其中之一，如果不是30多年後有幸與義烏人相識，恐也漸漸淡漠了，然而當我再度在撥浪鼓的故鄉重新回憶起這個孩提時的片斷，更增幾分對換糖人的憐憫之心，同時也想借機糾正一下我們蘇南人不該對外鄉人的那種明顯有歧視成分的稱謂。
“哎——有雞毛豬骨舊衣破帽換糖喲——！撥啷，撥啷——！”義烏之行，我沒有想到自己的情感竟然始終難以棄舍那童時耳邊常常回蕩的吆喝聲。這吆喝聲中，使我不禁無數遍地體味著昨天的義烏人是在怎樣的生存與奮爭！也許正是我從小就有過對撥浪鼓旋律的特別情感，因此現在似乎更能容易傾聽和接受義烏人從原始生命中所奏出的那種旋律。
在義烏，我聽人講了很多有關“撥浪鼓”手們的故事：
——有一位“撥浪鼓”手到江西“雞毛換糖”，因為當地人認定他是搞“資本主義”，而這位義烏人又半途丟了生產大隊開出允許出外經商的證明，結果人家把他當作流竄犯對待，在一個石場被迫幹了近一年的苦役。而在這其間，家人以為他餓死在外，結果當他從石場放出回到家時，妻子和獨生女都成為別家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