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撥浪鼓”手剛出門就遇上倒黴事，夜行山路，不慎雙腿摔斷，留下終身痼疾。80多歲的老母親把兒子伺候了一輩子，最後還是老母親為其兒送了葬……
——有一位現在仍經常流浪在小商品市場的瘋女人，她的丈夫就是在三四十年前的一次“雞毛換糖”途中得病後身亡在異鄉。那個亡夫與這位妻子當時是新婚，新娘子日盼夜盼郎君回家，可她盼枯了眼窩，哭幹了淚水，幾年後一次突然的哈哈大笑，從此便變成了瘋婆子……
在廿三裏鎮的廿三裏村黨支部書記朱有富家，主人告訴我，拿他們廿三裏村為例，過去一到農閑季節，村上就見不到十五六歲至60歲的男人了，哪一家男人不出門“雞毛換糖”是不正常的事。朱有富的名字起得實在稱奇，他家的四層樓房可以眺望廿三裏新鎮的全景，風水之好遠非一般。但與周圍新樓疊起的左鄰右舍相比，朱有富家已經是幾分寒酸了。這也許更證明了他大堂內3塊由市府頒發的“富民書記”金匾為什麼一直閃閃發光，也由此可見這位當年的“撥浪鼓”手是位名副其實造福於民的好帶頭人。
談起今天的廿三裏，朱有富激情異常，從他的嘴裏我知道了現今像個現代化城市的廿三裏鎮，十幾年前還是個僅有一條不足兩百米長的小街，以及僅有幾戶城鎮居民不拿工分的“小碼頭”而已。如今的廿三裏，僅鎮區麵積就達4平方公裏，寬闊的馬路，成行的樓宇，處處都是繁榮的景象和通達八方的商品市場。在農民心目中視為“上層社會”和身份象征的城鎮居民戶口已達到3萬多人。朱有富說，他的村現在全都是“城裏人”了，2000多號人個個都變成了“居民戶口”。他說你們城裏人不太明白，可對我們農民來說，這“居民戶口”那真是了不得的事。有人說百萬元千萬元的錢好掙，但誰能把農民的戶口變成“居民戶口”才叫真本事哩！看，現在我們全村人家家戶戶都成城裏人了，這對農民來說可是最大、最實際的變化呀！還有兩個現象也可以說明我們廿三裏人的今非昔比。你看到咱新鎮區了吧，幾平方公裏全是新街新樓，而這些新街新樓不是政府出錢拿經費蓋的、鋪的，而全是我們個人拿錢蓋的樓鋪的路，政府隻是進行了規劃布局。可能你已經聽說了我們廿三裏鎮的一塊40來平米的商業用地已經賣到21萬元了！過去都說大城市裏的黃金地段寸土如金，現今我們偏遠的農民土地也值錢了，這難道不是最大的變化嗎？還有一件事可以說明同樣道理，僅拿我們村來說，本村人口僅為2400多，而現在常住的外地人口卻已超過了5000多，是本地人口的兩倍以上。他們中間不僅有打工的，而且已有不少人落腳在這兒做中小生意了。你問為什麼一個小鎮留得住這麼多外地“鳳凰”？當然是因為這兒有經商的市場唄！
“廿三裏自古是塊經商寶地，也是義烏人雞毛換糖的撥浪鼓故鄉，可以說，義烏有今天，就是因為先有了我們廿三裏至今仍留在新城區邊的那條老街，作家同誌你不是已經去過那條老街了嗎？它可是我們義烏人從被人看不起的雞毛換糖的貨郎叫花子，到今天成了讓全中國人都羨慕的經商驕子的見證。”朱有富有理由這樣理直氣壯地說，因為他個人的成長經曆也就是義烏整個社會的變化過程。他在我臨別時說的一句話叫人刻骨銘心：“咱廿三裏對義烏市場的貢獻是用血與淚鑄造出的……”
當我深入采訪那些當年從廿三裏小街上每天一分錢一毛錢起步，到今天每年創造一個“百萬富翁”的義烏商賈們時，對朱有富的話便有了更深切的體味。是的，這是一個任何時候都否定不了的事實：如果沒有昨天在廿三裏小街頭的那種為了一根雞毛一根豬骨而不惜搖斷撥浪鼓的精神，那麼今天的義烏人自然不可能有“華夏第一”的大市場，更不可能富得流油，說不定會有更多的撥浪鼓手依然背井離鄉。
曆史的任何巨變，總是鍛造著一種深刻的民族精神。義烏人也不例外。
第一次來到義烏時，我隨的是中國作家代表團參加在這裏舉辦的“’98中國小商品市場博覽會”。在那隆重、熱烈和想象不到的商業氣氛中，我的那顆難以平靜的心時刻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義烏既沒有廣州、深圳那樣的“資本前沿”的好風水，更沒有上海、蘇州那樣具有數百年沉積的經商韻律，可為什麼偏偏在這兒創造了本世紀中國農民的經典？
我終於弄明白了，那便是隻有義烏人才有的“撥浪鼓”精神。這種“撥浪鼓”精神便是勤勞、敢闖和不懈地努力向上。
“撥浪鼓”是一種經商附用樂器，它的每一聲旋律都用來為“雞毛換糖”服務的，因而它的全部魅力也在於鼓手的搖力上。幾乎每一個義烏的經商者都懂得這一點。
何海美是我見到的眾多的經商者中很不一般的佼佼者之一，如今年近50的她依然風采不減。何海美年輕時沒奔上好時光，聰明伶俐的她因為“文革”隻好過早地做了“初中畢業生”。由於個頭矮小，與別人一樣幹一天重活，她隻能得四五個工分，到年底分紅連件衣料都扯不起。1976年她嫁給了城裏做工的小金，丈夫一個月33塊工資，那時也算“富裕”人家了。但第二年等兒子生下後，由於戶口隻能隨母親，何海美家的日子依然不好過。更讓何海美難上加難的是她母子倆所掛的戶口所在地竟以何海美嫁給了城裏人為由，連其兒子的口糧一起吊銷了。家在城裏的何海美在城裏又找不到一處可以糊口的活，於是就憑著自己手巧開了個成衣店。這可是個“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尾巴”呀，突然有一天“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的人闖進何海美的成衣店，不由分說地抬走了她的縫紉機，並嚴厲地責令道：“出路隻有一條：關店別幹！”何海美天性倔強，可為了兒子和丈夫，她含淚低下了頭。俗話說：置之死地而後生。就在何海美欲生無路時，她的哥哥在部隊回家探親時帶了幾張劇照，令左鄰右舍的年輕人愛不釋手。對啊，這是個來錢的好買賣哩！何海美心靈手更靈，她知道照片製作並不太難，於是就花了35元本錢，買了一套簡易的洗相設備。當時義烏電影院正在放《紅樓夢》戲劇片，看厭了樣板戲的人們對這種古裝戲異常有興致，幾乎場場爆滿。何海美似乎有種特殊的商業敏感，她拿了一台借來的舊照相機坐在電影院的第一排，看準年輕人喜愛的幾個鏡頭連連“哢嚓”，又回家連夜將照片衝洗出來，第二天當她帶著自製的照片在影院門口的石板上擺起小攤時，圍觀者竟然裏三層外三層的。一場電影下來，她所洗的幾十張照片全都出手，許多小年輕連價都不問一聲便買走了。一、二……五、六……”何海美偷偷一點，淨利十幾塊錢！那一天她樂得嘴都合不攏。生意就這麼做開了，但那時城裏根本不允許有生意人出現，何海美隻好到鄉下的廿三裏鎮，據說那兒每逢農曆一四七集市時可以擺攤設鋪。頭一回到廿三裏，何海美看到的所謂能做買賣的也就是有那麼百十來個人，分坐在那條老街兩邊，擺上些各式各樣的小百貨小雜品而已。何海美對當年到廿三裏擺攤的情景記憶猶新：頭天晚上夫妻倆先把照片洗好，第二天天不亮就得出發，那時從城裏到廿三裏鎮不通汽車，就是通了汽車也沒人乘——做小本生意時的義烏人從來不會輕易花一分錢。廿三裏的做生意光景，何海美一回憶起來就想笑：“那時既沒有攤位，也沒有桌椅，我就在胸前掛一隻哥哥給的軍用挎包，站在供銷社門口把一大把照片樣張往一張白紙上一粘，就開始吆喝起來。我當時做的生意對一直做雞毛換糖的本地人來說是個新鮮事兒，開始沒有人買我的貨。我便一邊招呼顧客，一邊對他們說，你們隻管放心拿去轉賣，賣得好我們雙方賺錢，賣不掉可以退回，反正我天天在這兒，放心好了！這一吆喝還真靈，三三兩兩地就有人從我手中把照片買走了，因為有人真的把我洗的照片帶到南昌、合肥等地賺了錢，他們把一兩毛錢的照片賣到一塊錢一張，所以後來好多人從我手裏進貨，我便成了廿三裏市場上唯一一個經銷照片的業主了，生意自然超出了想象。不誇張地說，後來我們義烏出現聞名全國的印刷品市場，最早就是由我賣小照片成功後引發的。”
關於義烏的印刷品市場幾年前就有所聞，不想它的發源竟是一位普通農家女的幾張照片引來的，這真讓人感到市場經濟的魔力之大。如今已經發展有幾萬種熱銷全國乃至全球市場的每一個義烏小商品，毫不例外地都有像何海美那樣一個個動人肺腑的傳奇故事。
我第一次走進義烏中國小商品城內的繁花般的世界裏，一眼就被市場裏頭那望不到邊際的花類攤商所吸引。記得在京城有一次“誤闖”小商品市場，我的女兒竟然再也不舍得挪動腳步，無奈中我也耐住性子細細觀賞起這些據說來自義烏的頭花小商品，不想我完全被義烏人創造的這些奇妙的手工藝品製伏了，一方麵不僅它有巧奪天功之奇，另一方麵它的品種之多讓人難以想象，更重要的是義烏農民們所擁有的那種叫城裏人都感到超前的意識，令人由衷地欽佩。那天我女兒趁機大撈了一把，回家的路上要不是我幫著提溜那一大包“玩藝”，她一個人無論如何是回不了家的。更叫我稱絕的是一向對商品買貨異常挑剔的妻子，這一次卻格外喜愛女兒買回的義烏頭花產品。來到義烏的收獲之一是使我有機會直接認識開發頭花商品的這些“撥浪鼓”手。
義烏人告訴我，他們的頭花產品源於廿三裏的鄭山頭村。現在這個小村子已經成了頭花專業村和全國的頭花生產基地，每年出產的各種頭花、插花、禮品花及其它花類商品已有上千種、萬餘噸，除供給全國幾百個小商品批發市場外，還銷往香港、美國和南非等十幾個地區與國家。“其實頭花產品完全是我們義烏人在‘雞毛換糖’過程中所創造的無數商品中的一個小品種而已。”鄭山頭村的百姓回憶說：1982年，廿三裏派塘李樟弟從廣州帶回一朵頭花，是用紗綢製作的，老李買來是給他媳婦戴的。偏巧被我村搖撥浪鼓路過的金正海看到了，他當即想仿製。但李樟弟給媳婦買的頭花用的紗綢隻有廣州才有貨，有心計的金正海想了想能不能改用他平時“雞毛換糖”從湖州紅旗綢廠買的紗綢替代？一試果真行，金正海把自製的頭花往市場上一投，姑娘、媳婦們愛不釋手，銷路旺盛，而且每隻頭花可淨賺利潤5至8毛。金正海也是好樣的，見頭花生意好，毫無保留地向村上人傳授開了，於是鄭山頭村在短短的時間裏，家家戶戶都做起了頭花生意。鄭禮龍和鄭朱龍、鄭以楓、金益平4人還率先在這一年辦起了頭花專業廠。雖然當時這4戶的廠不算大，但卻是義烏農民從手工作坊式的加工業向機械工業邁出的具有曆史性的關鍵一步。鄭山頭村離城鎮較遠，開始大夥用自行車馱著貨上街賣貨，可供不應求；他們再改三輪車馱，還是供不應求；於是就同城裏的汽車站商議開通一趟客車送貨，然而依舊滿足不了要貨的客戶。幹脆，再加租一輛行李車！幾位頭花生產的大戶一商量，事情這麼簡單地定了下來。稀罕事，“農民進城經商買月票！”鄭山頭村人的頭花生意，惹得《人民日報》等都發表文章稱道。
現今有“頭花大王”之稱的鄭禮龍，忘不了當年鄭山頭村從事頭花生意的初期，他為了留住進城送貨的汽車司機們，親自出錢修建了駕駛員停車場和宿舍。冬裏，他怕司機冷，便每人供給一個電熱毯；夏天熱，隻要司機一進村頭，他便送上冰過的紅棗綠豆湯。有個夏季，光紅棗他鄭禮龍就買了100多斤。“那時其實我不是怕送貨的司機跑了，而是怕咱們鄭山頭村的頭花生意給別人搶走了。這不，後來我們的生產發展了，生意越做越大，自己都有了汽車，村上也有了四通八達的商業專線，頭花的生意更是做遍了全國、全世界……”鄭禮龍不無感慨。
在廿三裏的街頭，我還聽說了這樣一個故事：當年有位婦女叫金惠明，她丈夫在廿三裏的街頭聽人說有種鐵皮五角星很走俏，她聽後暗喜，因為金惠明的遠房親戚在辦鐵皮加工廠，自然每天有不少邊角料白白處理掉。金惠明心一動，連夜從親戚那兒拉回一車邊角鐵皮，又和丈夫一把剪刀一把尺子地幹開了。丈夫軍人出身，對五角星有特殊感情，他把鐵皮五角星認認真真地漆上了紅顏色，於是一個個閃閃發光的紅五星就這樣出現在廿三裏市場上。令金惠明沒有想到的是她的貨一上市就被人“一口吃掉”，而且賣了個好價錢。她回家把喜訊告訴丈夫，倆人興頭上決定：咱就做這紅五星！這一幹就收不住了：每天上午金惠明蹬著車到親戚的鐵皮廠把邊角料運回家，下午就動手幹起來，一直到晚上十一二點停工。第二天天蒙蒙亮再到街上賣掉，如此一陣子幹下來，她金惠明竟成了市場上銷售鐵皮五星的專業戶，本地商外地商都找她要貨。於是金惠明由手工加工改為機械化生產，她的紅五星後來竟然走遍了江蘇、湖南等大半個中國。幾年之後，販鐵皮生意的金惠明成了義烏市場上的家電銷售大戶，而且直接能在自己的家庭工廠裏生產出熱銷的產品。
仿佛還是昨天的事：20年前，在城市裏的姑娘們突然對一種折疊傘如醉如癡。誰要是手中有把花色小折疊傘，便是一種可以在別人麵前顯耀的本錢。記得有一次我從雲南邊境花了20多元買了一把帶給了在北京的女朋友，她單位的小姐妹們見後嫉妒死了。但之後沒幾年，中國大陸的市場上便到處有了各式各樣色彩鮮豔的小花布折疊傘。而給中國人創造這美麗世界的竟是我們的義烏農民，這就是在義烏無人不曉的九聯村製傘專業戶們。九聯村龔姓居多，十幾年前，村民龔益民、龔昌金等龔氏兄弟看到南方一帶的城市姑娘愛隨身帶一把花布折疊傘，雨天晴天都能用得上，便回村一商議，辦起了一個製傘廠。不多日，小花布折疊傘就在廿三裏一帶市場上賣開了，客商像瘋了似的搶著要貨。於是小製傘廠變成了大製傘廠，一個廠變成了5個、10個廠。不到兩年，全村80多家農戶在農閑時一半以上參與加工折疊傘。由於九聯村的花布折疊傘在市場上銷路好，自1994年起，全村人全部投入了製傘業，即使這樣，他們的生意仍供不應求，因為每年市場需要他們500多萬把傘的生產量。現今的九聯村不僅自己成了製傘基地，周圍的幾個村子也成了他們的聯營戶。有人曾計算過：中國現在每年的折疊傘，市場銷量在1000萬把左右，而從義烏出品的則達95%，從九聯村一帶出品的占了其中的90%以上。你看，常常是義烏人的一個小小的動作，竟給中國這麼大的市場帶來某種革命性的衝擊！以花布折疊傘為例，十幾年前的每一把這樣的小傘市場價在20來元，現今在義烏市場上三四元錢一把就可以成千成萬地批發到，這不是革命性的變化又是什麼呢？
真不要小看了義烏人的“雞毛換糖”精神。
在中國乃至世界的商業史書中，專家們幾乎通病般喜歡記述昨天的徽商和今天的比爾·蓋茨式的傳奇與業績，但我以為應該在今後的世界商學史中加進搖“撥浪鼓”的義烏人的“雞毛換糖”經商精神。在我看來，影響中國封建經濟的徽商和影響今日世界的比爾·蓋茨固然值得我們作為座右銘來推進未來的市場經濟革命，但在中國這樣的一個發展中國家，發揚“雞毛換糖”的經商精神似乎更顯得重要，更顯得有中國特色與符合中國國情。
千千萬萬義烏人前仆後繼地搖動“撥浪鼓”，不懈地進行著“雞毛換糖”，其市場意義的理論價值非同小可。它可以視為中國的一種固有的民族精神，也是中國人樸素勤勞的美德遺風。“雞毛換糖”在一定程度上既是人類最原始的交易取值方式，同時又是現實時代人們渴望倡導的敬業體現。有一種簡單的理解：先不論我們已經比較富裕的今天，即使是在我們誰的手頭都比較拮據時，有人可以厚著臉皮去討飯，或者幹脆冒著膽子去偷去搶，但很少有人願意學著義烏人的樣，挑著貨郎挑，搖著“撥浪鼓”，專在別人歡聲笑語的喜慶節日裏出遠門、走長路；每每論說生意，有人總會誇口要賺大把大把的錢，卻從不願像義烏人走百裏、上高坡地去依靠“雞毛換糖”掙回那一分兩分的腳力錢。許多專家在考證義烏小商品市場之後常常感歎：為什麼一無地理優勢、二無產業特色的義烏人能創下震驚世人的奇跡？左說右說的論點很多，但沒有哪一條叫板到點子上，原因就在於我們的理論家們無法深刻地理解和感受義烏人在“雞毛換糖”中所磨鑄的本質東西。一句話，沒幹過“撥浪鼓”手，焉能懂得“雞毛換糖”之奧秘和甘苦所在。不懂得這一點，自然也就無法真正弄得清義烏市場發展的內在動力是什麼。
“雞毛換糖”有著深刻和無限的商業奧秘與精神實質，隻有在久搖撥浪鼓的旋律中才能細細品出它的獨特性與深刻性。
對義烏人和義烏市場來說，廿三裏是一個特殊而又不可抹去的裏程碑，它不僅締造了“撥浪鼓”和“雞毛換糖”，更重要的是它在新的曆史時期為形成義烏中國小商品城奠定了基礎。如果我們把義烏農民在20世紀末所進行的偉大實踐，看作是中國農民運用鄧小平理論，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進行的市場經濟的成功實踐，那麼，廿三裏走過的路則是這種偉大實踐的縮影。
廿三裏，當我著意再一次滿懷情感邁步在那條百米老街時，我仿佛聽到腳下無數塊青磚都在隆隆發響。嗬，那是千千萬萬個“撥浪鼓”手在向苦難的曆史告別發出的鏗鏘步履和向往新生活的怦怦心跳聲。嗬，當我的腳步輕輕移動在那每一塊青磚石壘時，分明再一次清晰地感受到，那一條條縫隙間流淌的，正是義烏人幾百年來向命運奮爭所付出的成噸成噸的血與淚；而踏步在老街盡頭那小橋頭的級級台階時，我分明意識到義烏人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奔小康過程中所肩負的沉重。我忘不了有人告訴我：在那割“尾巴”的年代，有一婦女想上街用自己的長辮去換幾盒“蛤蜊油”途中，一群造反派喪心病狂地搶走了她心愛的長辮後向她扔下一堆唾沫，並罵道：“見鬼去吧：臭資產階級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