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忘不了有人告訴我：當有個農民第一次提著自家的母雞上街想為新出生的兒子換幾塊稍稍柔軟的尿布時，突然一群“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人員將他拉進一間黑屋責問，而膽小的他竟然嚇得當場小便失禁……
我忘不了有人告訴我：那年的一個風雪之夜，有位“地富反壞右”子女剛把幾盤“義烏青”糖塊和貨郎擔備好，幾個打砸搶分子帶著棍棒和手電不由分說地橫衝直撞進門，將那副未挪窩的貨郎擔和青竹做成的撥浪鼓，連同其主人一起砸得皮開肉綻……
我更忘不了馮愛倩說的：“有一次上蘇州沒有進到貨，我就改道到上海，終於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將貨進到後，老天下起了大雨。為趕路，我便冒雨挑著擔子上火車站。哪知車上人很多，車廂擠得水泄不通。車門進不去，我便想扒窗子。可當時衣服濕，手也濕，車身也濕，我攀著車窗剛往上掙紮，手突然一滑，我的整個身子兒像小泥袋一樣重重地摔在鐵軌上，頭也摔破了一層皮，疼得怎麼也動彈不得。可眼看火車快要開了，我不顧一切地跳起來伸出雙手再一次扒住車窗，但我還是勾不住，因為我的手是滑的，車也是滑的，可火車則在隆隆起動，我當時真的眼淚嘩嘩往外流，就在這時，是車上的好心人伸手將我拉了上去……等火車到了嘉興，我透過車窗見也是經商在外的我們義烏的樓香雲等4個婦女，正在站台上焦急萬分地一邊嚷一邊跺著腳，個個全身淋得像落湯雞。我心頭一陣酸痛，忙伸出雙手招呼她們。我一手接過她們的貨擔，一手抓住她們的胸前衣襟，拚著全身力氣將她們一個個拉進車廂。樓香雲她們上氣不接下氣地倒在車廂內臉色蒼白，剛開口就哇地嚎啕大哭起來，那情景我至今想起便想哭……”
我更忘不了朱關龍說的：“那是1985年正月，我同堂弟樓桂賢和樓華明一起到溫州進貨。由於春節剛過，在溫州一時找不到貨源，於是我們又回到以往落腳的永嘉一帶尋找貨源。我們搭乘的是一輛機動三輪車。那三輪車剛開出不到十分鍾，突然與迎麵駛來的一輛大客車頂頭相撞，我當時隻聽耳邊一聲巨響，隨後是身子翻了個個兒，便不知人事了……當我清醒過來、從倒地的車廂爬出時，第一眼便看到我的堂弟一動不動地倒在一邊，他的嘴上和鼻子邊直冒鮮血。壞了，堂弟他死了！我的最初反應就是這個。還有樓華明呢？我轉頭一看：樓華明正痛苦地呻吟著指指他的腿：快快，我的右腿不行了！我一看，他的腳不多不少，被扭了個180度。我想起了自己曾在部隊學過醫的，便迅速上前抱住他的腿，來了個扭正動作。老天有眼，還真的成功了！當我再回頭時，發現堂弟的身子輕輕地扭動了一下，啊，他還活著！還活著！我悲喜交加地一邊告訴樓華明，一邊開始上路招呼過路的車子，請他們幫忙搭救我奄奄一息的堂弟。可……可我太失望太痛苦了，從我身邊至少駛過了十多輛車子，他們沒有一個人願意搭救我們，我眼看著倒在血泊中的堂弟帶著對生命的無限眷戀痛苦地離開了人間。當時我的堂弟年僅25歲，原定正月十五完婚，可為了生意而被意外的事故就這樣永遠離我們而去。多少年來，每每想起那一幕，我的心總難平靜，因為春節，我求了好多人想把堂弟的遺體運回義烏，卻在很長時間裏找不到願意拉屍體的人，我為此傷心了好久好久……”
我更忘不了盧浩說的：“我父親原在國民黨軍隊當過中校教官，1949年在杭州投誠，經過黨和政府教育，被留任在人民解放軍南京軍事院校任教。在極左年代，我父親陰差陽錯被打成‘曆史反革命分子’，於1965年病逝。他老人家一死了事，而我卻從此成了‘罪人’。‘反革命狗崽子’成了我兒時的別名。長大了，沒人願意嫁給我這樣的‘壞蛋’，無奈我跟自己的表妹結婚，對此我從沒後悔過，然而有人卻連生活的權利都要從我這兒剝奪。村上的人可以出去搖‘撥浪鼓’，我卻不能，似乎放我一出去就會跑台灣去。‘十年浩劫’結束了，我也由‘狗崽子’變成了與別人一樣的可以行使正當權利的公民了。可在最初的開放年份裏，一切變化都在非常非常的沉重之中。村上的人都開始經商做小買賣，我學著也搗鼓起來，可剛一動手，背後的‘槍手’就來了。那年，隊上分給我1200元的政府征地費。苦了快半輩子的人了，我也想學著大夥的樣做起買賣。於是我到杭州邊的一個地方進了1200雙襪子，下午坐火車回義烏。那時車站上的‘打擊投機倒把’的便衣檢查人員到處隱伏。我剛把200雙一包的襪子從車窗遞給妻子，突然幾個彪形大漢從我妻子的背後衝上前來，扭住我妻子的胳膊。我一看嚇壞了，慌忙將頭縮回車廂內，隨即脫下外衣，又轉換了一個座位。我知道不這樣做的話，馬上就會麵臨惡運。果不其然，幾個便衣檢查人員迅速登上車廂，逐一搜查，好在我若無其事地裝著與一位乘客聊天，才未被認出。可等檢查人員下車時，我摸摸自己的衣襟，早已濕了一片——那是冷汗呀！我好怕好怕，怕得不知如何處置：是下車還是怎麼著？我心頭隻有一個念頭：絕不能讓我全家的1200元貨物泡湯！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車開了，開到了另一個地方，我又急又怕，這時一個好心的乘客幫了我，使我在半途跳車逃下了火車。我終身難忘的是那個再不能黑的夜晚。當我一腳高一腳低地摸著回到家門時，妻子‘哇’的一聲哭得差點背過氣。她告訴我：來搜家的人剛走十幾分鍾……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叫到車站候車室一個房子內受審。他們的第一句話就是：把你棄農經商搞資本主義的罪行交代出來！瞧，那時候做點小買賣有多難！多心悸啊！從‘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小屋子出來後，我的後背就像多長了兩隻眼睛，時不時地要往後看看有沒有人在後麵盯著。妻子勸我說有什麼怕的，咱一沒偷二沒搶，讓我再去街上賣襪。我就是不願去，她偏讓我去。最後我隻好去，當我戰戰兢兢提著一包襪子上到街頭剛放下正準備吆喝，我又一下目瞪口呆：幾個‘打擊投機倒把’人員像鐵麵包公似的站在了麵前……我怕，我真的想如果不是後來黨的政策開放，我現在恐怕早已得神經病了，咱義烏人做買賣的開始時期，沒有幾個不像這樣天天是在心驚肉跳的情況下出外搖‘撥浪鼓’，做小買賣的……”
在我去“撥浪鼓”故鄉的那一天，廿三裏鎮正在舉行一個特殊的表彰會，幾十名自動出資捐助政府修路的農民披紅戴綠、手持鏡框，從嶄新的鎮政府大樓裏走出。當我得知此情況時很想上前采訪一下這些無私為公益事業做貢獻的農民兄弟。但我始終未上前打擾哪一位，原因是廿三裏鎮女黨委書記告訴我，她這兒的大多數公路都是農民自己集資興建的。開始我心頭有些疙瘩，想是不是這裏“坑害“農民的現象很嚴重？女書記大笑起來，說這可是你們太不了解咱義烏人了。她說我們義烏在處理農民利益問題上在全國也是做得比較好的，從不在利益問題上坑害農民，恰恰因為在政策和製度上這麼多年來始終堅持了正確的方向，農民才真正富裕了起來。而富裕了的農民今天他們又主動自願地出錢出力來支持政府搞基礎建設和公益事業。比如像最近鎮政府為了進一步加強當地的投資環境，決定修建一條新交通要道，由於政府一下拿不出那麼多錢，當農民們知道後，主動組織起來進行捐獻，300多萬元沒幾天就集齊了。女書記自豪地說：“在義烏，農民們在做生意上一分一厘會算，但對支持公益事業上也是最大方的，幾千元、幾萬元甚至幾十萬、幾百萬地拿出來不眨一下眼，而且是作為一種榮耀。我相信，因為在去年的那場大洪水過後的捐助活動中，義烏農民的捐款數額在全省是最高的，如果人均計算恐怕在全國農民中也是最多的。有位農民一個人就捐了10萬元。”
這就是義烏人。他們的每一次抬手舉足都叫人心服口服，都叫人難以置信，然而我們更多的是缺少了解他們每一次舉手投足時所經曆的非凡。這是最重要的。
“廿三裏市場後來因為人越來越多，再加上由於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的影響，我們義烏的多數出外做小生意的撥浪鼓手，此時已經感到傳統的‘雞毛換糖’遠不如直接做其它的生意收益好了，特別是那些經常跑廣州、上海方向的人，更感到搖幾個月撥浪鼓，不如走兩趟廣州、上海販點小商品賺得多。再就感到廿三裏畢竟是小鎮，離火車站、離縣城又遠，很不適合做買賣，於是搖了幾百年撥浪鼓的義烏人，從此放下“雞毛換糖”的活計，把注意力放在了做各類小商品買賣上。在告別廿三裏老街的舊市場時，我們小鎮上曾經出現了齊山村的一戶農民用了兩台拖拉機把全家積存的1噸多重‘雞毛換糖’而賺來的硬幣，拉到信用社儲蓄。銀行為此發動了全體工作人員整整數了5天，才把這兩拖拉機的硬幣數清，總共是43439元！”
在我臨別廿三裏時，村支書朱有富別有一番感觸地向我透露了當地的這一傳聞。這個真實的傳聞，雖然是在無意間聽說的，但它在我心頭卻占了很大的空間，因為我不止一次在品味擁有1噸多重硬幣的主人在平時是如何積存它的，而當這些辛辛苦苦積存下來的硬幣被滿滿地裝上兩台拖拉機駛向信用社的路上時，其主人該是怎樣的一種心態呢？雖然因為時間關係我沒能采訪到這位存硬幣的農民，但從他一家一戶所擁有的如此多的硬幣以及他最終毫不猶豫地將其存入銀行的那一瞬間，我們似乎可以感受到義烏人獨特的積財方式和從商的決斷行為，那是十分叫人欽佩和深思的。
許多精神是可以學習得到的，而許多精神又是無法學習得到的。義烏過去創造的“雞毛換糖”從商方式流傳了幾百年，使在一方貧瘠土地上繁衍生息的駱氏後代得以傳宗接代。今天他們繼承和發揚“雞毛換糖”的精神，在建立農村市場經濟中譜寫新的樂章，具有深刻而不朽的寶貴精神財富。
就在被如今的義烏人視為“中國小商品市場”奠基者的謝高華書記到任義烏前夕，義烏縣城所在的稠城街頭便開始了一群群做小買賣的生意人。這中間有上麵提到的馮愛倩、何海美、金蓮珠等人，他們都是義烏市場的第一代經商者。這些人中間我們不得不提到另一位人物，他便是黃昌根——現今義烏市場裏絕對的大亨。
黃昌根也幹過“雞毛換糖”的事，而且是廿三裏市場上最早的客戶之一。但因為黃昌根是“地主狗崽子”，生產隊不發他外出從商的證明，於是他隻好在家搖他的“撥浪鼓”。而正是這種非人性的壓迫使這位具有經商天才的農家漢子飽受痛楚。在今天千千萬萬個義烏經商者中，上一點年歲的都知道和了解黃昌根這個人，因為在義烏所有經商者的眼裏，早期的黃昌根是受苦最多的一個。他母親是解放前的“地主小老婆”——解放後改嫁了還當了“好人”，所以這就決定了黃昌根要比別人更往下低頭；他黃昌根多才多藝、聰明過人，因而也就決定了在那個特定年代裏他要比別人更多地碰上倒黴的事。那年他實在腳癢也想偷著出去“雞毛換糖”，可老天不作美，在經過一條山溪時，滂沱的大雨喚來咆哮的山洪，挑著貨郎擔的黃昌根隻覺腳底一滑，連人帶擔掉進了滔滔而去的山洪激流之中，當時他唯一的知覺是：這次是死定了。但上帝沒有讓其過早地結束苦難，一位賣山貨的人路過時搭救了他……黃昌根因此認定“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可哪來福呀？他聽說廿三裏市場上能做小買賣，於是手巧心靈的他便在自個家裏辦起一個小作坊——其實就是在家門前挪出一塊空地，做黃泥哨子。這種不用任何本錢的事正好適合他黃昌根做。黃泥哨在當時對小朋友們來說是很受歡迎的一種玩藝，隻要有力氣和手巧就能製作，經黃昌根十個指頭來回掐掐捏捏，一把把小哨子就成了，而且他一天竟能做500個這樣的小哨。“快來買啊，一分錢一個！”黃昌根哪敢在市上把這些泥巴做的小玩藝賣高價？他把自己的勞動與智慧壓到了最低點，沒想到這些小玩藝大受歡迎，畢竟一分錢能買到一樣東西，再窮的人也不會在乎這麼便宜的買賣。黃昌根呢，回家一點錢，整整5塊哪！他想我在家掙工分一天也就幾毛錢，這幾毛錢與5塊錢之間的差異可非同一般呀！黃昌根望著門前的一堆黃泥巴樂得合不攏嘴，而就在這一瞬間，他的心靈深處從此牢牢根植下了要出去做生意的堅定信念。但黃昌根想不到他的生意越興旺自己的命運就會越倒黴。“地主狗崽子”搞“資本主義”肯定是罪加一等。一天，“革命領導小組”來了一群人把他的家特別是門前那個製作黃泥哨的家什攪了個翻天，最後留下一句話：“你要是再幹，就準備再在批鬥大會上下跪吧！”黃昌根心想，下跪的日子太多了，我又不是沒跪過，但要讓我瞅著5塊錢一天的生意白白閑過去，那怕是難了。這不，不讓“狗崽子”幹了，可左鄰右舍的老百姓們閑不住呀。捏黃泥哨的活兒大夥都學會了，可沒有人會做那模具。於是東家出5塊錢請黃昌根做一個，西家又出5塊錢請黃昌根再做一個模具。哈，黃昌根樂死了：不到半小時做一個模具賺5塊錢，比自己上街賣小哨子還來錢呀！黃昌根真是因禍得福著實賺了一大筆——當然，鄰居們也沒有少賺。這是1966年至1970年之間的事。黃昌根那時正少年，腦子聰明好使，看到賣泥哨子的人多了，他便翻著花樣賣老鼠藥。兩分錢一包的磷化鋅，經他一加工藥性不改價值卻變成了兩元，升值99倍。那時正值“抓革命，促生產”的形勢下，殺老鼠和鬥“地富反壞右”同是農村鬥爭的重點，黃昌根因此常常一天就能賺得四十幾元錢，而當時一般工人一月的工資也才三四十元，用黃昌根自己的話說，“老鼠藥簡直讓我對老鼠都有了感情！”
黃昌根自己也不會想到，義烏今天出現令世人矚目的龐大市場，正是當初有了像他這樣一批依靠自己的聰明與勤勞，又不斷根據當時形勢的需要與可能，做著一樣又一樣小而實用的百姓日用品，才慢慢形成與構築起了現在“中國小商品市場”的根基和它的商業定位。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義烏人還清楚地記著20年前的稠城街頭，時常有一批極為懼怕被抓卻又始終抓而不走的地攤小販們，整天串東街走西巷。別小看了這些人，在義烏人眼裏，這些提著竹籃或者僅拿著一塊破布滿城跑、滿街擺攤的“遊擊商”們，無論是在昨天還是今天，他們都是英雄，是了不起的英雄。因為正是這些“街頭遊擊商”的吆喝聲，才喚醒了千千萬萬曾經隻會在異鄉和偏遠地方去“雞毛換糖”的“撥浪鼓”手，同時也給管理這片土地的那些父母官們以清醒的重新認識。
第一代的義烏市場經商者都還記得這樣一幕：手巧的黃昌根在大街上正向來回走過的行人演試著他用肥皂重新加工製作的一種新型油漬洗滌劑。用了幾十年固體肥皂的百姓，對黃昌根發明的用液體洗滌劑去汙特別是去普通肥皂去不掉的油漬，極感神奇。因此每當他在大街上吆喝售賣這些東西時，總能吸引裏三層外三層的圍觀者。而正是這種非正常的街頭行為，使得黃昌根一次又一次地被早先的“造反派”和後來的“打擊投機倒把”工作人員抓起來批鬥。黃昌根呢，好像就根本不把這種批鬥當回事，似乎自己這樣的“地主狗崽子”不被批鬥才不正常呢。生活的無奈和有利可圖的誘惑，使他無法不上街兜售他自製的手藝製成品和連同他的聰明與智慧。那時商品匱乏的義烏街頭的眾多行人，又特別喜歡黃昌根這些人手中的既便宜又花樣新的小商品。因而除廿三裏外，義烏縣城街頭便從此不斷開始出現像黃昌根一樣的小商小販，他們最初是各幹各的“遊擊”式的兜售，後來是自發地成群結隊地滿街吆喝，再後來便是占地為市，設棚擺攤。老城的新華書店門口來往的人多，黃昌根等最早“吃螃蟹”的小商販們就集中在那兒叫賣。後來他們覺得擠在大街上影響過路行人容易被有關部門取締，這時正好對麵有塊火燒房基空著，於是就到了那兒。不多日子，做買賣和來買貨的人越來越多了，黃昌根他們就把小攤延伸到了北門街的兩側人行道。
義烏城內的這條叫北門街的小街從此失去了它的寧靜，而整個縣城乃至縣城外的所有1105平方公裏的義烏大地也失去了寧靜。神州大地的改革春風和本土上湧動的叫賣聲，此時正劇烈地撞擊著千萬個行程途中的“撥浪鼓”手，他們從自己的親友口中知道了家鄉的土地上正在發生著的每一個細微變化。再不能猶豫了，再不能單一地依靠傳統的貨郎擔去從事“雞毛換糖”了！義烏農民們心底裏期盼的自我革命的時刻到了！
而此時，一個重要人物也將天降大任似的來到了義烏。
他便是謝高華同誌。馮愛倩的一席抨擊，打開了這位縣委書記的心扉。
義烏人的一場新的為改變自己命運的革命由此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