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No1998年10月底，中國作家協會作家團一行10多人應邀赴義烏參加由國家國內貿易部和浙江省聯合在此舉行的“98中國小商品博覽會”。我們老中青三代作家都是第一次到義烏，一切都感到新鮮，一切都感到驚喜。雖說我們中間的大多數人都是走南闖北的文人墨客，啥世麵沒見過？但我們卻真的沒有見過那麼大的市場，而且是在一個顯然遠離開放地區的小小的縣級城市。曆經中國農民幾次革命運動的《李雙雙》作者、老作家李準先生本來身體有病，一到義烏卻比我們這些年輕人更興致勃勃地遊覽市場。著名詩人李瑛先生更是詩興大發，長吟“農民兄弟趕天路”……由於我在義烏逗留的時間比其他人長，所以許多當時我們作家們驚愕的事我都得到了滿意的答案。比如在開幕式那天義烏大街上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踩街遊行，這樣的街頭大活動在京城首都也是久違了的。當時我們作家代表團中就有人驚歎地想弄清義烏市政府為了舉辦這樣隆重而熱烈的場麵花費了多少財力物力。後來我才知道，整個踩街活動及其所展示給來自四麵八方賓客的幾十個方隊的彩車等，義烏政府有關部門除了組織外，幾乎沒有花費任何錢財。組委會的工作人員則向我透露了另一個有趣的信息：考慮到整個活動時間，計劃中的方隊出場是經過嚴格的篩選和控製而確定的。但後來活動布置時則令組委會的同誌大傷腦筋，因為政府原考慮為了節約經費，便對參加踩街方隊的要求作了原則上的規定，即采取各單位、各企業自願報名、自籌資金的做法。這一條一公布可不要緊，卻使具體辦事的組委會辦事人員弄得不知如何是好。“最初一些日子，報名參加踩街的單位和企業成百個，後來我們作了一定限製，但新的問題又出來了。比如一個彩車方隊，早先我們怕因為經費比較大而弄不起來。可事實上消息一出去後，想參加彩車方隊的最多。有影響、有實力的單位和企業就不用說了，光個人或以家庭出麵的就多得讓我們來不及應付接待。大夥都這麼說：‘隻要讓我參加，幾萬幾十萬的錢是小意思！’”聽了市政府的同誌介紹，我手中的筆忍不住有些顫抖，心想義烏人也不知咋回事，做“雞毛換糖”這樣一分一厘的小本摳門生意是他們，像踩街這樣過市一回扔下幾萬幾十萬元錢不眨一下眼的也是他們。說真的我有些弄不懂。後來宣傳部長朱連芳解開了我心頭疑慮，他說：富裕了的義烏人現在最想做的是希望能向社會作回報，因此像參與博覽會這樣很有麵子的事，誰都願意幹。
是啊，人們追求巨大物質利益的最終目的，不就圖個過上更加自由自在的幸福日子和心情舒坦的精神境界嗎？
人所具有的巨大的貪婪性與博大的施舍性，總常常同時存在於我們的身上。對曾經是非常貧窮的中國農民來說，追求基本的生存和富有從來是唯一的也是最終的目標，他們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幾千年來一直為之奮鬥過，然而就從來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成功過。今天的9億中國農民中，雖然很多人在新政策下得到了基本和良好的生存環境，但大部分人仍然處在非富裕階段。義烏人則不然，他們已經改變了自己過去的一切，已經由貧窮過渡到了小康，又從小康邁向富有……而這正是中國農民最夢想實現的王國。
中國農民夢想的王國是個什麼樣呢？是有田地？不，他們現在已經都有了。是有飯吃？不，他們也已有了。是有錢花？有很多錢花？是的，富有的第一階段就是物質上的滿足，而物質上的滿足，也是中國共產黨承諾為人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要做好的頭等重要的事。
實現農村的富裕生活，在我們的傳統理論和概念中似乎隻有靠土地一條出路。當然這本身並沒有錯。錯就錯在我們不能千篇一律。義烏是個人多地少田又薄的地方，人口密度比全國平均密度高出4倍多。義烏人既繼承了祖先的從商傳統，又適應了新曆史條件下走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需要，開創了一個農民市場經濟的新天地。
在今天，義烏的小商品市場不僅已被從商的經營者首肯為“華夏第一市”，中國政府部門的官員和外國實業家們也一致承認它是“中國乃至亞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然而在我看來，義烏市場的有形世界縱然令我們中國人自豪和揚眉吐氣，但我更看重義烏人創造的一個繽紛多彩的無形世界，這就是義烏人在建立大市場過程中所表現出的獨創經驗與不懈追求精神。它的存在，遠比一種指標、一幅藍圖要寶貴得多。
義烏人創造的無形資產早已開始發生魔力。不是嗎？看一看它與周圍地區已經拉開的距離，看一看它與同時代中國農村的進程差異，我們就會發現很多很多值得深思的問題。
1982年，謝高華書記在聽取馮愛倩等經商者的心聲後，毅然決定在當時的縣城一條老街上辟出一塊地用作小市場，並隨即發出了農民進城經商的“四個允許”，這無疑給早已憋了一股勁要想好好幹幾把的眾多“撥浪鼓”手開了綠燈。但後來發展的形勢之快又是誰也沒有料到的。很快，北門街的小市場人山人海，逢到趕市高潮更是無法行車走人，這一方麵也影響了市容，更重要的是一定程度上限製了市場發展。麵對這突如其來的現象，多數人包括不少幹部在內不知所措。那時人們的思想裏通常把經商與“搞資本主義”連在一起看待。是放任這樣的潮水漫天衝湧，還是及時製止或者睜一眼閉一眼地不去管它？三種態度，後一種態度居上風。然而已經衝出堤壩的潮頭怎有回逆之理？就在這義烏市場正式形成的徘徊時刻，一位頗有遠見者站了出來，他就是義烏市場管理部門的前身——稠城工商所負責人徐至昌。
徐至昌這個人物在義烏也算是位名人。倒並不是因為他後來成了義烏市場管理的奠基人之一的緣故，而是他年輕時就因同單位的人一起到鄉下調查的路上說了幾句不合時宜的話，而被人背後捅了一刀，結果當了20多年的右派，這其間吃了多少苦連他自己都說不清。他在稠城工商所當負責人時，距平反和恢複公職僅兩三年時間。那時北門街馮愛倩、黃昌根他們那些做小買賣的商販，已經有了六七百個攤位了，可徐至昌他們的工商所小市場管理工作才剛開始，連一間正式的房子也沒有，臨時租的一間農民房，內放一張辦公桌、一台擴音機和兩條專門用於接待及處理小商小販的木凳。為了照顧另一位日常處理事務工作的同誌，他徐至昌甚至連張辦公桌都沒處放，於是隻好天天上外頭與工商們為伍。這樣的日子還真給徐至昌這位工商幹部帶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獲。十幾年後，已經退休在家的徐至昌談起當年的事依然激動不已：“當時我感受和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們義烏市人多地少幹啥啥都上不去，可為啥馮愛倩那幫做生意的事卻越做越紅火？而且從縣委發了《第一號令》後，來北門街擺攤的人與日俱增，最後達到無法走路的地步。好多小商小販也不斷向我建議擴展市場。這一切我都看在眼裏記在心裏，作為市場管理人員，我當然認為自己有責任把經商者的心聲向上反映，而且結合我多年對義烏經濟與社會的研究考察，心裏已經形成了一個想法，即我們義烏要在沒有任何自然優勢的條件下發展經濟，就應當緊緊抓住農民經商這個積極性，大力開發和拓展商品市場。於是我決定將自己的想法和經商者們的意見，彙總成一份報告給縣領導。工商所的同事聽說後就勸道，說老徐你平反才剛過幾天舒心日子，千萬別再忘了心直口快的教訓啊！聽了大家的話，我心頭也矛盾，同事們的好心我明白。但令我不能平靜的是眾多經商者們一顆顆滾燙的心。他們聽說我有可能因為他們說話而麵臨‘雙開除’的可能時，便都來找我說：老徐你為我們寫報告，如果有一天被開除公職，我們就帶你一起做生意，去賺比你現在多幾倍的錢；如果你坐牢，我們就天天給你去送飯……”徐至昌說，他活了大半輩子還沒有人如此向他掏心窩子，於是就更堅定了他向領導建議在義烏正式建立商品交易市場的決心。1984年3月15日，一份署有“徐至昌”大名的《關於建議中共義烏縣委采取強有力措施，迅速建成規模巨大的小商品專業市場的報告》送到了縣委……
十幾年過去了，義烏已今非昔比，徐至昌也從一位年富力強的漢子，成了兩鬢斑白的老人。現在再看看當時他寫的那份報告似乎並不感覺它有什麼太高明之處，然而在那個時期的那種情形下，有人如此大膽地構想出了義烏今天這樣一個宏大的市場，這不能不說是一種了不起。因為它所包含的內容可以任我們去暢想，去思考。像今天的經商者不忘謝高華書記一樣，不論義烏現在的經商大戶還是小戶，隻要曾經在北門街一帶擺過攤的人都還記得徐至昌給他們提了一個發生命運根本變化的好建議。
徐至昌的報告正巧轉到了縣委書記謝高華手裏，自1982年9、10月縣委發出《第一號令》後，百姓對公開允許經商一片讚美，但隨即也有人不斷在謝高華耳邊吹冷風，說打小市場開放後，所在街道人滿為患，經常發生行人與車輛的矛盾。一個時期裏居民對此還真有些怨聲載道。到底怎麼辦，當時縣委和謝高華書記也正在思考之中。徐至昌的關於移址擴建市場的建議，無疑給謝高華和縣委決策“以商興縣”的大目標點了把火。
“我們是共產黨的幹部。共產黨的幹部做什麼事？說到底，就是為人民群眾辦事。徐至昌的建議說明了啥問題？說明了我們當幹部的有些思想和觀念還跟不上群眾。這怎麼行呢？這可是要拖改革開放的後腿的！”縣委擴大會議上，謝高華一邊抽煙一邊不時地站起身子向幹部們大聲說著，台下則靜得出奇。大家知道，這個會議有非同一般的意義：縣委要作出一項將影響未來義烏的決策，要把經商、興商當作徹底改變義烏落後貧窮麵貌和實現現代化的首要戰略任務。
“我們義烏需要發展，可我們既沒有沿海地區的地理優勢，又連個僑胞僑眷都找不出來。靠什麼來著？有呀，人民群眾已經給我們指出來了，那就是我們義烏有不怕吃苦不斷進取以小本滾雪球的看家本領——‘雞毛換糖’呀！別小看了這一把雞毛、一個紐扣，它裏麵的學問還是進了馬克思《資本論》的喲。今天我們要把這看家本領統統地全部地毫無保留地拿出來，你們給我舉個手，看看誰搖過撥浪鼓？”
謝高華書記的話剛一落，台下頓時“哄”地熱鬧起來。
“舉手啊！”台上又催了一句。於是台下樹起了森林一般的手臂……
台上的謝高華書記一邊重新點上一支煙——他的煙癮使他的嘴上基本不斷“燃燒”，特別是在異常興奮之際。“好好，我們義烏不愁富不起來！你們自己看看，除了我這個外地來的和個別同誌，你們都曾搖過撥浪鼓，都幹過‘雞毛換糖’嘛！行，義烏以商興縣一定能成，這是我們最大也是別人無法與之可比的優勢！”
“謝書記，是不是我們可以從現在開始放開經商這個口子了？”有人問。
“這還用問？而且明年再開縣委擴大會議，第一議程我就要讓諸位講一講誰發動群眾經商最好，誰就是第一個受表彰的幹部！”謝高華答道。
“那麼私人開廠也是可以了？”
“這也還用問嗎？不開廠就幹不了大事。義烏人的廠開得越大，我這個縣委書記就當得越踏實！”
“哈哈哈……”謝高華的回話引得一片歡笑。
“再想問個問題：我們幹部家屬能不能也去經商？”
“可以。幹部家屬也是群眾，也是義烏人民的一分子嘛！”
“那我們當幹部的能不能去參與經商呢？”
這可是個尖銳而敏感的問題。喧嘩一片的台下頓時安靜下來，幾乎所有的目光集中到了謝高華的臉上。幹部們隻見謝高華再次接上一支煙，然後把話筒往嘴邊挪了一下，大聲說道：“隻要不影響工作，不搞特權，我看就可以利用業餘時間去經商做買賣！就像你們當年偷偷外出‘雞毛換糖’一樣！”
“好、好——！”幹部們說這是“文革”以後一次最開心的會。而就在這次會上縣委作出了《關於建造稠城鎮小商品市場的決定》，並批示工商局在縣城內的太祖畈一帶劃地建市。
1983年12月26日，義烏有史以來第一個有固定場所的小商品市場建成並開業。馮愛倩、黃昌根、何海美等一批曾經多年來一直遊蕩街頭、東搬西移的小商小販們，第一次佩戴著胸徽，穿著整齊的職業服裝，像國營商店的營業員一樣站在自己的櫃台前售貨賣商品。他們中間好多人都激動得哭了，因為他們不僅第一次有了屬於自己的固定的經營地方，更重要的是他們第一次像人似的被顧客叫作“同誌”、“服務員”了。別小看了這種變化，它給予經商者的不僅是簡單的一處漂亮的經營場地，它所給予的東西恐怕連馮愛倩他們自己都難以說全。那應該是一種人格的恢複，一種必須的尊嚴，一種可以施展才能的戰場，或者說是一塊通向自由王國的天地吧。總之你隻要能比喻出的都可以用上，因為今天的義烏人從建立正式市場後從中獲得的內容太寬泛和豐富了。
賺錢在當時是重要內容，但並不是全部。現今在義烏名聲顯赫的“大戶”幾乎都是在那個時期真正發跡的。
此間擔任市場個體勞動協會主任的何海美，給我談了她在那段時期的心理曆程。
從簡陋的北門街的地攤市場向第二代市場進駐時，有一天縣城所在的稠城鎮一位領導的秘書突然來找何海美，給她帶來一個意想不到的消息，說何海美你的工作問題解決了，領導安排你到義烏飯店上班。如果這個消息提前幾年，何海美一定激動得向這位秘書同誌跪下來謝他。你想，一個鄉下戶口的農家女子嫁到城裏後，她何海美近十年間為了尋找一份工作，不知求過多少人，但回答她的最多也是一份臨時工。那時對何海美來說能有一個正式工作不僅保證了自己和新出生的兒子有飯吃，而且更重要的是那意味著她的身份得到了徹底改變，即由一個農民變成了城裏人！那時在普通的農民眼裏，一個城鎮戶口、一份正式工作，就是搬不盡的金山銀山。但令這位秘書沒想到的是，他過去一次又一次接待的這位要求安排工作的何海美，竟然搖搖頭回答說她現在隻想經商，不想再要啥正式工作了。“想好了？可別後悔。”“早想好了，決不後悔！”何海美拒絕接受有關部門的好意，是有她的道理的。她說她當時看到第二代市場的建設，特別是政府和顧客們開始把她這樣過去被趕來趕去的小販也當作人一樣對待了，心裏有種說不盡的感激。而這種精神力量遠遠超過了多賺與少賺錢的意義。另一方麵從經商的條件看，“馬路市場”與正規市場之間的差異也極大。過去在馬路邊擺攤，其規模、其信譽都受影響，進入室內市場後就大不一樣了。每一個工商戶都有固定的攤位，固定的經營場所，顧客從你這兒買東西也放心，如果發現問題可以隨時找到貨主，還可以找工商管理部門論理索賠。攤主的經營形式更是發生了質的變化。“馬路市場”時期一不敢多進貨、進長貨，二都是現錢進貨、現錢交易。正規市場的經營形式就多樣了，攤主從貨源地進貨時如果該商品銷路好可大量吃進，如果資金周轉緊張供貨方很放心地可以向你先發貨，待貨出手後再結賬。而何海美告訴我，她和其他一批早期的義烏經營者之所以“發”，是因為他們這些個體經營者進入小商品營銷市場時，貨源大部分是國營企業的滯銷產品，他們進貨時不僅價低，且大部分都是銷完再結算，這使得何海美他們左右逢源，八方得利。特別是當某一滯銷產品的企業得知義烏人給另一個滯銷產品的企業解決了大困難後，就主動找上門請何海美他們代銷代售，甚至出現“半送半賣”的現象。
這一階段，義烏很多人賺了大錢，也使義烏小商品市場的名聲大震。一時間，似乎好賣或不好賣的商品，隻要到義烏、到義烏人手裏就可以賣個好價錢，就可以變死錢為活錢。早在“雞毛換糖”時就有異地交易傳統的義烏人，這回更是發揮所長，有的經營者人未出義烏，卻把廣州的緊俏產品與上海的滯銷貨就那麼一交換，嘿，錢賺老了！然而這僅僅是有形的物質世界。對義烏廣大個體經營者來說，他們通過政府對市場經濟的支持獲得的收益，不單單是豐厚的鈔票，更豐厚的是思想上的飛躍與進步。黃昌根、何海美、潘茂法、吳承先等一批曾在極左年代被視為帶頭“搞資本主義”的經商積極分子，都是在這時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們以自己守法經營、助人為樂和慷慨支持公益事業的行動，在廣大個體經營者中間發揮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力，為整個義烏市場的良好風氣奠定了基礎。十幾年後當我來到義烏實地采訪時，雖然主人沒有專門為我介紹這方麵的情況，但當年這批個體先進分子，至今一直保持的帶頭作用卻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到市場裏找何海美和馮愛倩等人采訪時，她們都忙得很，但奇怪的是並非在為自己的生意忙碌，而是在專門為市場和別的經營戶做事。什麼勸架呀，什麼幫助聯係運輸呀，或者找“消協“呀，總之沒有一樁跟自己的生意有關。開始我很奇怪，問何海美、馮愛倩她們，為什麼你們放著自己的買賣不做而專為別人在忙乎？她們告訴我，市場發展大了，每天有幾萬經營者和幾十萬客戶，而買賣之間既有合同協議一類的大事，又有缺斤少兩一類的雞毛蒜皮小事，光靠工商和市場管理部門就管不過來，所以我們這些積極分子就把這些事都攬了下來。一方麵我們本身是經營者，熟悉和了解經營者之間或經營者與顧客之間的問題，加上我們又都是市場的“元老”，處理啥事時大夥容易聽得進。
我在向何海美、馮愛倩采訪時，正好有兩個經營者為了擺放貨物發生矛盾而來到市場辦公室論理。快嘴利牙的馮愛倩幾句話就將兩個剛剛還像鬥雞一樣的小老板說得無話可說地低著頭出了門。雖然在短暫的采訪中我無法獲悉更多的相關事例，但義烏市場管委會馮愛倩、何海美、龔輝潮他們這些人的身影，引起了我無限的思索：義烏市場之所以能夠與眾不同、之所以不斷地繁榮，它有一條極其重要的經驗就是充分發揮和依靠了馮愛倩、何海美等一大批積極分子，這些創業者的勤業精神與無私奉獻，是義烏市場閃閃發光的基石，它支撐著這座五彩繽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廈。
在第二代市場建立不久，原設計的1800多個攤位在開業不到一個月裏由於經商人員猛增，市場管理部門不得不采取應急措施，利用可利用的一切辦法，使場內攤位擴至2800多個，但參與經商的人員依然如潮水般地湧來。經曆當時這一幕的義烏人都還清楚記得，新市場開業時，大夥對當時全省第一大室內市場歎為觀止，可轉眼間竟然被擠得無立足之地，別說遠道而來的客商們進不了市場，就是本地的攤主進出都成問題。由於越來越多的人看好市場，因此幾度出現攤位租賃費猛增，有人看著攤位搶手，便幹脆倒騰起攤位來，這更加劇了市場的吃緊與混亂。1985年4月下旬，已經從謝高華手中接任的新一代縣委領導現場辦公，在征求工商戶的意見基礎上，決定為適應市場需要提出了再建一個市場的方案。然後令決策者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再建方案一傳出，當即引起了另一種異議，由於新方案中必須占用一定數量的良田，因此一部分人就借此向省裏甚至向中央寫信說：“這麼好的田毀掉建市場太可惜了，光靠市場能吃飽飯嗎？”一句直截了當的話是：你們這麼幹，既毀田，又盲目，不要被眼前這些自發的又自由散漫的個體戶、小商小販們所製造的某種不正常的現象所迷惑！在當時，這種意見不是沒有社會基礎，而且從大多數人特別是大多數幹部的心態來看，對搞市場到底能不能持久和能不能成為義烏發展社會經濟的主導產業打了問號。怎麼辦？路隻有兩條：或者再建，或者不建。再建就是把市場向前推，不建就是讓市場發展到此為止。兩種涇渭分明的意見都集中在縣委身上。那時的縣委書記是趙仲光，此次拍板得靠他。趙仲光書記處理此事既簡單又不簡單，他叫上縣裏五套班子成員，跟著他來到實地考察，最後來了個集體表決的方式把再建市場的事定了下來。“有意見隻聽不改，定下來就快上，明年國慶節前開業時我來剪彩！”趙仲光書記最後特意指示道。正是快刀斬亂麻，而義烏的決策者們從謝高華開始就一直做著一件功德無量的事，那便是順應市場發展的自身規律，積極采取有效措施確保其蓬勃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