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9月26日，僅用了10個月時間，一個更大規模的小商品批發市場在義烏城內建成。
形勢依然出乎想象。開業之初呈現的欣欣向榮景象，令義烏人自己都無法解釋到底是怎麼回事，總之市場之好連經營者都有些弄不明白了。時隔僅半年，在1987年的春季到來之時，義烏的第三代新市場再度告急：經營場地爆滿不說，整個義烏城內已經變成了一個大市場——由於室內場地不夠用，許多經營者和客商隻能見空地方就湊在一起買賣交易起來，曾出現過有人什麼生意都不會做，就在火車站旁邊租了一棟樓給外地人提供進貨發貨中轉，結果此人一年下來輕輕鬆鬆賺了100多萬元！義烏人太精明呀，有人聽說出租房屋賺大錢，於是便掀起了在縣城內大興新宅基的熱潮。哎，這一熱，連一向頭痛如何把城市建設趕上去的城建幹部都沒想到的事出現了：搞了幾十年卻從沒多少改觀的義烏城市建設在一夜之間樓群遍地，馬路一新，整個城區麵積一下擴大了好幾倍！叫人興奮的是政府沒掏多少錢，僅僅多拿了幾套規劃而已。
市場給義烏許多意想不到的變化，短短幾年間的市政建設使以往的一個小舊鎮，瞬間一躍崛起，成了浙中的現代化城市。1988年，義烏正式由縣變成了市。而這撤縣改市的進程，如果沒有小商品市場的發展，也許義烏的今天仍然是個縣級建製的地方。
革命導師馬克思曾經在政治經濟學中指出，資本進入自由經濟時，它的發展將常常不以人們的主觀意願所轉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著同樣的道理，當它一旦進入良性狀態後，它的發展將超乎我們想象，並對整個社會形態都將產生非同小可的影響。在第三代市場開業不久，攤位的緊張再度成了義烏市場的首要矛盾，而此時外地客商對義烏市場的熱情則越來越高，故經營者紛紛向已經是市府的義烏領導們強烈要求再把市場擴大，其急切心情勝於火燎。看來第三代市場的決策過程又是短期行為了。別猶豫了，再擴吧！這回上下幾級幹部和大多數群眾都看法一致，因為實打實的好處使義烏很少有人再對市場說三道四了。集體決策很快形成：在第三代市場後側過稠州路向東延伸的120畝地作為第四代市場規劃區。6月份決定，7月份就以市委辦公室名義向全市發出了通告。
一切都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之中，千千萬萬個經營者和60多萬義烏百姓都在期盼著更大更精彩更宏偉的“中國小商品市場”誕生。然而一場意想不到的政治風暴從北京刮遍了中國大地，一時間神州大地上空烏雲陣陣。中國人民陷入了痛苦和迷茫，未來的前途到底如何，成了每一個人重新期待的大課題。讓義烏人感到最不可理解和難受的是社會上此時盛行“個體戶是動亂的根源！”、“國家要繼續舉起紅旗，就必須先得產除私營經濟！”雲雲。義烏人和義烏市場此時承受著來自四麵八方甚至是當頭懸著的利劍般的壓力，雖然有些現象想起來是莫名其妙的，但在那些日子裏卻被說成有鼻子有眼的事，似乎個體經濟就是產生動亂的土壤，個體戶便是動亂的有力支持者，義烏的小商品市場最活躍，故而那裏的政治問題就最值得關注。簡而言之，義烏的人和義烏的事應當引起上麵足夠的重視和注意！
“什麼，這個時候你們還要擴建市場？這不是火上澆油嗎？”
“先把個體經營行為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給弄弄清楚再說！”
有人對義烏呈上的報告不屑一顧，打著一副很政治味的官腔。更有令義烏人心寒的事：一向對義烏市場熱心，並常常喜歡將義烏市場發展的成就，納進自己成績挎包裏的個別領導，到了義烏市場卻不敢往裏走一步，好像走近一步就會把他的烏紗帽摘掉似的……那是一個令義烏人極其失望與期望並存的時刻，義烏人因此而更加不忘當時的市委書記鄭尚金和他的“一班人”。在大風大浪麵前，鄭尚金等領導作出了果敢和負責的決策，百姓們因此一直記著這些在義烏發展史上起過重要作用的曆史性人物。雖然我沒能有機會采訪到現已是金華市市委書記的鄭尚金等人，但他們在特殊時期為義烏所作出的功績，在義烏人民心目中是座不朽的豐碑。當時參與《關於擴建義烏小商品市場問題的論證報告》的現任市委宣傳部朱連芳部長向我介紹說，當時整個義烏市場人心浮動，其根本點是弄不清個體經濟還是不是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問題，由此引發了義烏辦小商品市場到底對不對、還要不要辦的問題。中國有許多事可以等著決議了再做，但當時義烏市場已在全國掛上名了，龐大的市場一天不經營就會影響幾萬、十萬經營者的利益，幾天不經營就可能使我們幾年苦心經營和造就出的市場一下垮了，所以那時我們市裏領導急，市場管理者急，個體經營者更急，怎麼辦？那時每走一步都可能是要冒政治風險的。值得義烏人感到欣慰的是，當時的義烏市委、市政府領導迅速作出了正確的決策，即堅定不移地肯定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個體經營者是社會主義的勞動者，辦義烏市場昨天沒有錯，今天擴建它更沒有錯。為此，我們做了大量艱苦而有成效的穩定人心的工作，如每天把市委、市政府的意見用廣播等形式，不時地向經營者們宣傳，出動機關行政幹部深入市場給群眾做耐心細致的解釋和宣傳工作。同時又專門配合中央電視台播出的反映義烏市場的專題片《獨立的王國》宣傳，使在義烏從商的全體經營者都明白，義烏走的路沒有偏離社會主義方向，不僅沒有，而且是更加完全正確地走在社會主義道路上。搞個體經濟光榮，參與辦市場就是為社會主義辦更好的事。認識清楚了，信心也就堅定了，我們的市場也就越辦越好。
1990年10月5日，當時的浙江省省長沈祖倫大筆一揮：義烏市場擴建確有必要。於是經曆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風波之後，義烏人辦市場、辦大市場的決心更大了，這回他們是徹底要瞄準“全國第一”目標進軍，因此第四代小商品市場的設計一出台就令人激動不已：義烏要建總麵積達5萬平方米以上的全國最大的室內商品交易市場！
第四代市場從提出到開工到正式營業，用了1年零10個月時間，這場決戰義烏人非常難忘，它既使從商者完成了從商品交易的原始和簡單的階段到具有現代知識和技能色彩的整個過渡，也是弄清了什麼是姓“資”、什麼是姓“社”的經營性質上的根本認識。幾年後，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黨中央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1999年初的全國人大第九屆二次會議上又把鄧小平理論連同“個體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組成部分”一起寫進了憲法。其實對義烏人來說，他們對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實踐和運用，與發展市場經濟來推進社會前進的實踐，則早已開始並獲成功。當義烏人在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同時，市場經濟也真的像一隻“無形之手”，幫助和促進著整個義烏市場的健康發展。
1992年，在義烏的曆史上可以重重地記下幾筆：由國家工商局確認的全國十大市場中，義烏市場名列榜首，並為此得到國家批準，將義烏小商品市場改名為“中國小商品城”（在這之後義烏的小商品市場連續7次排名全國第一，即年年處在幾萬個商業市場的“老大”地位）。其二是，義烏當年向國家上繳的財政收入中，個體私營企業稅收達50.5%，實現了第一次過半。別小看了這一“過半”，它的意義對中國共產黨人和全中國人民認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可是個極其重要的實踐依據，當然對於義烏人自己來說，搞市場此時已不再是簡單的管與不管的“副業”了，它是實現本地經濟與社會發展占主導地位的大產業！非抓不可！非抓好不可！
我曾同一位經濟學家討論過這樣的話題：在中國，類似義烏的商品批發市場不下幾千幾萬個，為何獨有義烏市場發展得如此迅猛與健康？這位經濟學家運用了很多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試圖來向我論證義烏辦市場的成功經驗。但他的那些出自亞當·斯密的經濟理論無法使我信服，因為一般意義上的市場規律別人也曾運用過，但中國很多市場在辦的過程中就時好時壞或者壓根兒就失敗了，可義烏從來就沒有失敗過，一直發展得出乎意料地順利，這是哪隻“無形之手”在作怪？在發魔力？
這正是我和許多人想弄明白的。
這正是義烏超人的魅力所在。
曾經聽到一則民間傳說：有個廣州商人在80年代中葉認識了一位義烏人，這個廣州商人已有30多萬元資產，那時這樣的數目絕對是大款了。當時那位義烏人是剛扔掉撥浪鼓第一次出門去廣州想批點小商品回家賺個過年錢。他身上僅有500元錢，本來隻夠批一些最便宜的文具小商品。廣州的那個老板說你要貨不是？是想便宜點不是？好啊，你就請我進一次“OK廳”玩玩怎麼樣？那義烏人心想城裏人不就是愛那個“尋開心”嘛，去就去唄。這一進去不要緊，最後一結賬那義烏人差點急出性命：整整花去了他400元！這怎麼進貨呀？那廣州人大概看出對方的窘境，說老弟你放心，我看你還算仗義，進貨的錢你暫時可以不付，留下身份證下次再付也成，不過有個條件：必須在半個月之內你得把錢送來。人家已經夠朋友了，那義烏人還有啥可說的？行，就這麼定了。那義烏人挑著貨物往火車站就跑，哪知一掏口袋隻剩了20來塊錢，連張火車票都買不到。這可咋辦？義烏人急得全身直冒汗，他想過回去再到廣州老板那兒借點錢買個回程票，可又覺得自己太丟人現眼，說不好人家以為你是故意敲詐啥的。左想右思不得要領。正在他極其為難時，他看到附近有個小店有賣竹擔子的，義烏人對竹擔懷有特殊感情呀，那義烏人便馬上過去用身上所有的錢跟那店主討價還價買了副竹擔，並把批發來的貨物全部裝在擔裏，就邁開雙腿重新當了一回特殊的“貨郎擔”。從廣州到義烏一千餘公裏，那義烏人一路搖著“撥浪鼓”，邊賣貨邊兼程回家，整整用了12天時間趕回了義烏。第16天，正當那廣州老板心裏罵著“不能當好人”時，義烏人突然出現在他眼前，並且把準備好的錢一分不差地呈上去，說了聲：“大哥，實在對不起，因為趕路我耽誤了一天時間。”待廣州人聽完義烏人從頭到尾那麼一說，“老廣”感動得連呼“義烏人天下第一商！天下第一商是義烏人也！”5年後，那個義烏人已經是“千萬富翁”了，而那個廣州人則老老實實在義烏打工，每月隻掙兩千來元生活費。有人奇怪地問他為啥放棄生意不做而來義烏為別人打工，你道那廣州人說啥？他說：“天下既然已有義烏人在做生意，何必再有其他人從商？”關於這則民間傳說的真實性我無法去查證，但從中可以讓人側麵認識一件事，那便是義烏市場的興旺發達，長榮不衰，與義烏人獨特的經商之道密不可分。
義烏人從小孩到老人，都能說出下麵幾句話：“踏遍千山萬水，想盡千方百計，說盡千言萬語，曆盡千辛萬苦。”這個“四千”精神是義烏人祖傳下來的經商法寶，它源於“雞毛換糖”的搖“撥浪鼓”生涯，可以說是義烏人經商成功的精髓。
與眾多初次到義烏的人一樣，開始我同樣弄不明白為什麼中國最大的一個商品交易市場，它既不在北京，又不在上海、廣州這些大城市，卻在義烏這麼個貧窮偏遠的小城市？現在我才明白，這既是鄧小平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論在這裏實踐得好，也是義烏人的獨特經商之道所決定的。也可以這麼說，除了義烏人之外很難有第二個地方能與它競爭。這是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市場經濟剛剛開始不久，尤其是在我們的商品信息與流通渠道十分不健全的國度，特別是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國有經濟占了主導地位，人民的生活用品及生產資料都賴於單一渠道的供給，橫向的流通渠道幾乎是零。在這種特定的機製下，當我們一旦始發市場經濟的快車時，就會發現其不健全和不暢通的軌道常常會嚴重地阻礙我們的進程。而義烏人則在此時此刻充分發揮了他們獨有的優勢，這就是他們用雙腳踩出的信息與商品流通的渠道。最初的義烏市場，基本上仍然是“雞毛換糖”的延伸。但絕不要小看了這種延伸，正是這種像螞蟻搬山式的延伸功能，使得義烏在得到政策允許大辦市場時，它所釋放出的巨能變得就像原子能所產生的裂變。當成千上萬的“撥浪鼓”手們發現用貨郎擔將各地所產、所剩的商品，以螞蟻搬山一般往回拉的形式，已經無法滿足日趨潮漲的需求時，他們就改用車拉、船裝甚至飛機代托等辦法一次次地將全國各地的那些緊俏貨物像螞蟻般地搬回家鄉……而就在此時此刻，他們的家鄉義烏便成了萬千貨物的集結地。這些貨物都是些百姓日用的緊缺用品，當然很快就有人買、有人批走了！這你一運，我一賣，他再一批發，物品流通便越走越快。這時“撥浪鼓”手的身份已經成了采購員，但由於他們的本質沒有改變，肯吃苦，肯賺小利，所以從不怕別人搶自己生意，也不怕別人與之競爭，相反他們十分願意在這種激烈的相互競爭中練就自己更過硬的從商本領。在80年代，我們國家的交通行業遠不能適應物品流通需要，很多地方連車都不通，或者隻有一兩趟班車。有個義烏人對我說，他在一次外出采購貨物時，不說車上沒座位，就是連個立足的地方都找不到，為了保證把貨物運回家，那次他整整在火車上睡了一個星期“臥鋪”——就是把身子橫臥著鑽在座位底下。有誰設想一下那種不能抬頭、不能直腰，連撒尿都不能的滋味是怎樣一種生活體驗？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也該載入世界吉尼斯紀錄。其實義烏人今天所呈現在國人麵前的大市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他們中的無數人，曾經以同樣的吃苦耐勞精神，像螞蟻搬山般一點一滴地積累起來的。
全國各地的小商品就這樣神奇地跑到了義烏，這種巨大的流入過程在同時間又向外傳遞著一個信息：義烏有各種你想要但別的地方沒有、或者價格不如義烏便宜的貨物。於是無數經商者就跑到義烏來，他們興高采烈地搬走他們想要的商品。而在這同時，義烏人再一次發現了什麼東西是別人最喜歡的，什麼東西是最能賺錢的，於是又形成了新一輪的采購，螞蟻搬山式的采購再一次從各地運回義烏。不久，聰明一些的人就采取不來回跑，而是常駐某一地，通過調撥來及時運回義烏方麵所需要的商品；再有高明者在向義烏運回貨物時，又從義烏市場發運常駐地緊缺的商品，如此坐地一方，來回賺錢，不亦樂乎。更有高明者，他完全靠義烏市場上或者是從其它渠道獲得的信息，根本不經義烏市場，直接從有貨的某地撥調至缺貨的某地，如此天馬行空，賺的錢便更多了！但不管哪種形式，源頭始終在義烏，因為操縱整個市場和流通過程的是他們義烏人。千萬別小看了義烏人這“一進一出”的運作過程，它對市場形成和促進中國產業發展起的作用非同小可。
有個叫樓香雲的服裝販商，最初在上海進了一批絲織方巾，很好銷，後來她聽說這是嘉興產的，就拿了方巾直奔嘉興，到那兒一打聽才知這是距嘉興市還有20裏路的王江涇生產的。樓香雲一看此地，交通異常不便，當地農民勞動力大量剩餘，但生產的絲織產品卻工藝精湛，於是說以後你們的產品我全部包了。原本一直為產品銷售犯愁的王江涇人聽了這話就像見了財神爺，於是一口答應。從此樓香雲每天往這兒跑一趟，幾年過去，王江涇就在樓香雲的一次次奔跑中蓋起了一排排樓房，農民們今天都過上了小康生活。樓香雲呢，自然不用說，她的口袋裏早已鼓得發脹。像這樣的事太多了，目前義烏人在外跑生意的約有五六萬人，與樓香雲一樣跑富了自己又帶富了一片的比比皆是。
義烏人在曆經上麵這階段後，慢慢發現，要使市場不斷地有競爭力，賺更多的錢，以往的那種來回運撥式的生意其成本仍高，而且商品的式樣受原有式樣的限製。義烏人便動起了腦子：為啥不能自己動手生產？幹唄！這一幹不要緊，心靈手巧的義烏人幾乎把各地出現的緊俏商品和尚不被人認知卻必大有市場的商品，全都給製作出來了，比如有人在廣東發現了“呼啦圈”，三天之後，義烏市場上就能成車成車地批發，哪來的貨？義烏人自己做的唄！那一年開始流行女式長絲襪，義烏人在三天之內生產出的長絲襪比廣州百貨商場裏銷售的還要花色品種多，當然價格低了近一半，襪商們興奮得夜不能眠，源源不斷地從義烏批發，一直批發到今天，而今天義烏的襪子生產量已經是全國的絕對第一，占全國總生產量的三成以上。襪子是義烏市場幾萬種商品中的一種，幾乎每一種商品對義烏人而言，都可以形成他們的某一個拳頭產業。這裏麵的奧妙其實不算太複雜，用他們的術語叫做“前店後廠”。所謂前店後廠（或叫前攤後廠），就是經營者在市場裏開個店租個攤，店裏攤上賣的什麼貨，其生產出處就在他的店後或攤後的工廠。別小看了這種前店後廠的生產經營方式，它也許是中國農民市場經濟的一大特色，就像曾經統帥過中國工業生產“半壁江山”的鄉鎮企業一樣，它正在或者有可能再度成為中國國民生產的“半壁江山”。在義烏我最初感受到的就是這兒的百姓的房子特別地大，每家每戶基本都是一棟四五層的大樓，而義烏城區到義烏下麵的城鎮，大部分街景都是由百姓自己動手建的樓宇組成。開始我有些不理解義烏人為啥要造那麼大的樓？三四口人住那麼大的房子不都空著嗎？後來我一進這些農戶，才知道義烏人的家居跟其它地方都不一樣，他們一般把一層開設為商店或鋪位，直接售貨，二樓三樓是廠房，隻有最高一層的一小部分才是主人的生活用房。目前義烏的4個大市場上，共有6萬多攤主，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前店後廠”。因此進義烏市場批發貨物，你千萬別小看了隻有小小一兩平米麵積的攤主，說不定站在你麵前的就是位億萬資產的大老板。
我遇到這樣的事不止一次。有一回我到市場采風，見攤主是位賣服裝的。看了她不足3米的攤位上放了好幾種品牌的襯衣，我問她這麼多品牌的襯衣都是從哪兒批發來的？女主人一笑，說都是她自己的。我心想，這也許正是那種自己做了一大批各種名稱的假商標，然後往別人的產品上那麼一貼便冒作自己商品的投機商。女主人聽說我是專門來寫義烏市場的，又見我如此不信她的話，便非要帶我到她家瞧個究竟。“否則你大作家憑自己想象一寫，我們義烏人的臉麵不就全沒了嗎？”哈，女主人很有“義烏意識”。於是我就跟著到了她家，這才讓我大吃一驚：原來這位女老板家竟有兩棟五層大樓，光雇用的工人就有600多個。走進她家的廠子車間，我看到的已經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種家庭作坊式的生產模式，而是一色的日本進口的現代化製衣機。她家的產品陳列室裏，總共有6個品牌的襯衣，其中有3個是獲得全國或省級專業機構頒發的優質證書。正是不見不知道，一見方知義烏人之利害。